1927年3月，杨森撕下革命的伪装，在第二十军内清党，文强闻风后随同其他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迅速脱离杨部，返回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炮兵营教导员，8月到南昌参加八一起义，任第二十军（贺龙为军长）第三师司令部少校特务连长，党内职务是第三师师委委员，负责宣传工作。

南昌起义失败后，文强经香港辗转逃到了上海，按中央统一安排，疏散回乡待命。这样，文强潜回长沙老家躲藏了三个月，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28年2月，文强第二次入川寻找党组织，但在重庆、成都都没有接上组织关系。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成都公园里碰到了黄埔军校的同学廖宗泽。廖宗泽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书记，正是他，改变了文强一生的命运。廖宗泽帮助文强恢复了组织关系，并将他派入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七混合旅第二团开展兵运工作，任该团的支部书记。一年半后，文强被提升为旅委书记、中共江巴县兵委书记。

1930年10月，文强担任四川省委委员、川东特委书记，管辖23个县。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职务，也是他在共产党内达到的事业顶峰。然而，文强的人生悲剧就在他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候发生了。

1931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文强在重庆被捕了，后经党内特工人员营救逃脱。他冒险到达成都，向时任四川省委代理书记的罗世文汇报情况。罗世文当时正满腔热情地开始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

他误解了文强在整个过程的表现，并给予文强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文强申辩无效，一气之下，与时任省委妇女部长的妻子周敦琬一道出川，决定到上海去找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申诉，但未能找到党组织。与此同时，四川省委也开除了他们的党籍。至此，文强结束了在中国共产党内奋斗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