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警回忆:秦城监狱里只有这个高官最难管
当时秦城监狱最引人注目的是三位倒台的文革新贵,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6821,戚本禹;6822,王力;6823,关锋。即,1968年进来的第21、22、23号。这种编号法从文革开始,一直延续至今。
何殿奎说这三个人,王力很老练,一般比较讲道理;关锋精神失常了,经常骂街;戚本禹不大讲理,“造反起家的嘛”。戚本禹是个“闹监”的,经常在晚上大嚷大叫,吵得四邻不宁,还用手纸堵门上的玻璃观察孔,跟哨兵斗智。他还放言:“我戚本禹早就知道秦城有个何殿奎,看你对我采取什么措施。”
这时是7月份。何殿奎把戚本禹迁到没人住的三楼,随他吵闹,随后打开外面的木门,只关里面的铁栅门,让他喂蚊子。戚本禹喊报告要找何殿奎,何让哨兵说“出差了”。三四天后再去,吃够了苦头的戚本禹终于愿意“谈谈”,从此基本上服管了。
秦城监狱最难管的人物
但戚本禹还不是最难管的。1975年4月26日,何殿奎被调到204监区,升任科长,专门负责管理“心眼太鬼”的头号难缠人物,曾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
陈伯达在整个秦城监狱都要算特殊人物。他曾是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首,加上年龄又大,上面强调要绝对保证其安全,在生活上可满足其需求,以利于保存“活证据”。他被安排一个人住在204监区的二楼,两个哨兵日夜看着他。他动不动就在监房里表演撞墙,搞得监狱上下越来越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