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位是章文晋，他曾当过大使，是西欧、美国和大洋洲事务专家；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也是个了不起的语言学家。另有两位年轻人，她们其实代表了毛泽东，是直接向他汇报的：一位是毛泽东的姨表侄孙女王海容，另一位是南茜·唐(唐闻生)。

唐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区，是个杰出的口译员，同时也兼有某种政治顾问的身份。她是早年随父母回国参加革命的。这一切我们都是后来才得知。

后来也听说外交部的官员在最初接到任务时的反应跟四位老帅当初接到毛泽东询问时的反应一样。周恩来只得亲自向他们保证，这项任务是毛泽东布置下来的，不是要考验他们对革命是否忠诚。

我们中午时分抵达北京机场时，来迎接的是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也就是被毛泽东要求分析中国战略选项的四位元帅之一。这象征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新的中美外交关系的支持。元帅带我上了一辆中国国产轿车，车里拉上了窗帘。

我们去的是坐落于北京西区一个公园里的钓鱼台国宾馆，这个地方本来是皇家的垂钓处，四周有围墙环绕。叶剑英建议我们稍事休息，说4小时之后，周总理会到国宾馆来欢迎我们，并进行第一轮会谈。

周恩来亲自来看望我们，这真是莫大的礼遇。根据外交程序，东道国一般会在政府大楼里接待来访的代表团，特别是如果双方负责人的头衔差距这么大，更应如此。(我这个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头衔相当于副部长，比周总理低了3级。)

我们很快发现东道主为我们作的时间安排非常宽松，简直叫人难以置信。这好像是表示，在隔绝了20多年之后，他们并不急于立即就达成实质性的协定。我们原定在北京停留的时间大约是48小时，不能延长，因为我们得去巴黎谈越南问题。我们是乘坐巴基斯坦总统专机来北京的，而我们也无法控制专机的时间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