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在背后操纵，派到学校去的各个工作组没能撤出来，遭到了揪斗。

在一次中央召集的汇报会议上，毛主席和林彪都参加了，李雪峰不在，好像到天津去了。我提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是下发了，但是工作组撤不出来，工作组的成员都是经过挑选的，都是好同志。他们的问题责任在我们，他们的问题回到本单位解决为好。

毛主席听了我的汇报，点头表示了同意。

但是，中央文革小组仍是揪住工作组不放，工作组一直到新市委在第二年“一月风暴”中被夺权后，才撤出来。那时，工作组也开始造我们的反，揪斗我们。我在被揪斗时对他们说：我们已经被夺权了，你们赶快回本单位吧。

1966年7月28日，新市委宣布撤销工作组。这以后，我感到没有办法领导运动，在京西宾馆开的一次会议上，我请示周总理怎么办？周总理说中央各部委所属大专院校都交由北京市委统一领导，市委成立一个大学工作委员会，各部各口派人参加。

周总理指定我为大学工作委员会的主任，陶鲁笳为副主任。委员有孔原(调查部)、丁国钰、李清泉(外交部)，吴星峰(石油部)调任大学工作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大学工作委员会的任务是各部各口负责接待相应的学校的师生，派联络员到各学校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大学工作委员会派联络员的事情被毛主席知道了，毛主席批评成立大学工作委员会是与派工作组性质一样的错误，要立即撤销。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文革小组提出要重新发动群众，要李雪峰和我以及清华工作组的组长叶林进行检讨。江青、康生亲自到北大、北师大煽风点火。毛主席还派周总理到清华大学召开全校大会，宣布给蒯大富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