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将军楼”到拖拉机修配厂，如果从大门进出，要绕一个大弯，走半个多小时，中间还要经过一个长途汽车站。这个路线既费时间，又不安全。罗朋、陶排长和黄干事商量了一下，想看看还有没有别的路可走。他们爬上工厂后墙向步校方向望去，两处之间如果能够直走，就近得多了。工人们立即动手，在后面土墙上开了一个小门，沿着荒坡和田埂，铺铺垫垫，整修出一条小路，专供邓小平夫妇出入。

这样一来，他们少走了很多弯路，上下班只需走20分钟，而且更安全。每天清晨和中午，两位老人行走在田间。日复一日，一道田埂，竟被渐渐踩宽，如今成为一条坚实的小道。当地人至今仍称之为“小平小道”。

在那段日子里，邓小平把与工人一块劳动当成一种乐趣，作为生活的支撑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每天坚持上午去工厂，下午在家读书、学习，和卓琳及继母夏伯根一起料理家务，劈柴、拖地、给菜地浇水、喂鸡、做饭、洗衣等。后来，将摔伤致残的大儿子邓朴方接到自己身边后，还要为儿子擦澡翻身。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家属缪发香按照厂里的安排，来到邓家照顾邓小平同志的大儿子邓朴方。

由于其精心照料和呵护，邓朴方的病情有了较大的好转。缪发香也因之得到邓家人的高看和厚待。除了劳动，学习，邓小平还有一个习惯，每天黄昏落日之前在院中散步，每天步行四十余圈，约5000余步。有空闲时，也会一个人玩桥牌。

命运出现转机，复出之前的井冈山和赣南之行

1971年秋，“9·13”事件后不久的11月5日，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突然通知邓小平、卓琳去听中央文件传达。回到家里后，邓小平给家里人只说了一句话：“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两天后，邓小平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自从最后一次与毛泽东谈话后，他从来没有给毛泽东直接写过信，凡有事，均按毛泽东交代的，给汪东兴写，或请汪东兴转报毛泽东和中央。在这封信中，他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并提出了出来工作的要求，提出了希望能和子女们靠近些，将毛毛、飞飞分配在身边，同时也问到今后是否还可以写信给汪东兴同志？邓小平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毛泽东看到了这封信后，对汪东兴说：“小平同志的信上讲了，他的事还要让汪东兴管。”在信上，毛泽东指示：“印发政治局，他的家务事请汪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