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就是在越战期间，民族主义感情也高於战友关系。当年越南政府派了不少人到上海的钢铁厂和纺织厂学技术，上海官方十分厚待他们，把淮海中路重庆南路一带的优质民居腾出来让他们住。他们也一直对上海人民怀有好感。可是，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却大大地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令上海吃惊的是，北越人策划在尼克松访问上海的时候，在沿街的窗口打出抗议的横幅。此事被中国方面及时发觉，预先做足了防备措施。在尼克松到访上海期间，北越人受到所在单位和部门的“热情款待”，又是带他们到景点去参观和游玩，又是领他们去高级饭店美餐，哄得开开心心，总算避过风头。双方都嘴上不说，但心知肚明。这可能是中越民间感情上最早的芥蒂。

另二位中国学者杨奎松、沈志华论及上述变化时表示，中国的立场是从主张武力解放印度支那到力主实现东南亚和平；从主张和平共处到主张冷战共处；从反对越美和谈转向联美抑苏，一直发展到劝告越南适时结束战争，造成了後冷战时期另一种混沌而共生的局面。

中美苏三方都不是赢家

李丹慧还指出，四个三角角力的结局是：中美苏三方谁都不是赢家，只有力量最弱的越南获得实际利益，实现了民族统一，并利用大国间的矛盾，藉助苏联实力提高了自身地区性大国的地位，从而走上了联苏抗华，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道路。

在中越两党这一对欢喜冤家的恩仇记中，两国领导人的个人意见有时左右了局势，深化了矛盾，加上两国之间历史上从属关系遗留下的成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的利害关系，更使积怨日深，以致连蜜月时期的频繁交往及好话说尽的外交辞令也无法消融这些嫌隙，最後使关系迅速裂变。

共产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往往可由两国领导人的言辞交锋中寻出。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提供了一批非常重要的文件，其中就有根据俄国解密档案文件英译的中越、中老及中柬领导人七十七次谈话的珍贵记录文本。中国学者据此向越南学界覆核其中一些资料，加上注释，除选出一部分译成中文首次披露外，其他部分则引入各自相关论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