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省里的意见难以统一，那就只能往上级报请定夺。于是贵州省军区把两种处置意见及理由向西南军区作了呈报。西南军区是领导和指挥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所属人民武装力量的机构。

当时分管剿匪工作的是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达。这个李达并不是那个中共一大代表李达，他出身于冯玉祥西北军，宁都起义时加入红军，后担任红2军团、红2方面军参谋长，八路军129师参谋长，中原野战军参谋长等职务，可以说是战功赫赫、位高权重，按说处置一个女匪首，就是他大笔一挥的事。

不过李达却指示把程莲珍一案暂时搁置一下。原来，他要赴朝鲜公干，准备等他回国后再研究这事，可见他对这一案子的处置还是很慎重的。

毛主席的高超智慧1953年3月下旬，李达从朝鲜回国，先返抵北京，向中央当面汇报了西南军区剿匪的工作，专门将程莲珍的情况进行了反映，请示处置意见。毛主席听后，用肯定的语气说：“不能杀！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主席的意思是？”李达试探地问。“人家诸葛亮擒孟获，就敢七擒七纵，我们擒了个陈大嫂，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连两擒两纵也不行？总之，不能一擒就杀。”

毛泽东非常欣赏诸葛亮处理民族关系的艺术。他曾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引《汉晋春秋》的一段注文的空白处，画了很多圆圈，这条注文记载了诸葛亮七擒七纵彝族首领孟获，以及在平定南中后安抚地方的事迹。他认为，这是诸葛亮的高明之处，从而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并把诸葛亮的“七擒七纵”视为处理民族矛盾的一个好方法。

当时西南地区的剿匪工作虽然已近尾声，但形势仍然很复杂，有些地方的土匪问题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需要很好地把握民族政策，宽严有度，才能有利于最大限度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尽快消除隐患，稳定社会发展大局。李达领悟了毛泽东的指示，郑重地说：“主席，我们照您的指示办。”回到西南后，李达向贵州省军区传达了毛主席关于释放程莲珍的指示。

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程莲珍在群众大会上被当场释放。当时党和政府释放她并不是做做样子的，而是真正落到了实处，明确不允许任何人动她，而且要尽力解决她的困难。在落实居住地时还充分征求她的意见，也就是说：她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程莲珍本人不想回长顺老家，也不愿住在惠水县里，而是想到乡下一个布依族寨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