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彼时的新疆，占农村人口5%~6%的地主，却占据着农村50%以上的土地，个别地方，更是出现了2%~3%的地主，占据了80%~90%的土地。

这些“大巴依”（地主）不用从事任何的生产劳动，却能通过放高利贷、高额地租、水租，让广大贫苦农民在土地上终日劳作，佃户们不光要没日没夜地干活，而且他们的家人也要免费给“大巴依”做苦力，贫农佃户与“大巴依”几乎就是一种半农奴人身依附关系。

问题的复杂性还远不止如此，“大巴依”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力量，他们既是一个地方的“地头蛇”，又是国民党委任的欺压贫苦大众的官吏，贫农、佃户再苦再累，也不敢拿起武器勇于反抗，反抗就意味着与国民党政府相对抗，一旦被抓全家、全族就会被保甲连坐。

事实上，解放前的新疆情况与其它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差不多，对此，早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毛主席敏锐地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事情，必须慎重对待......”。

为此，党中央对待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态度是“慎重稳进”，并在1950年6月30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明确指出：“本法不适用少数民族地区”，目的就是希望通过稳中求进的过度方式，渐进式地推行土地改革。

对于中央的意图，王震自然了然于心。为了响应中央的命令，王震结合新疆的特殊情况，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减租反霸”，在这场斗争中全疆4000多名不法顽抗地主被批斗，500多名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被依法惩处，74万农民加入了农协会，乡村政权面貌焕然一新。

这场“减租反霸”斗争下来，70%以上的农民获得了钱粮，农民的积极性也完全被释放了出来，我党我军在新疆基层站稳了脚跟。

如果按这样循序渐进的进度来的话，不出意外，中央的土地改革政策会得到顺利进行，届时，整个新疆的面貌将会彻底焕然一新。

然而，这个时候的“减租反霸”只是在农村地区进行，其目的是为土改做铺垫，而新疆除了有农村地区，还有广大的牧区，牧区不进行土改，新疆就算得上没能真正贯彻中央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