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作为名副其实的“离岸平衡手，大陆搅屎棍”，英国长期奉行“你若安好，那还得了”的宗旨，以“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的敬业精神煽风点火，炮制了一个个“妻离子散”的人间惨剧，“印巴分治”就是典型案例。

不过，印巴分治某种程度上也剔除了大量的穆斯林，提升了印度教徒在印度总人口中的比例，客观上巩固了印度的社会稳定。

而且更重要的是，当凝聚力更强的印度逐渐告别“地理概念”进而越来越像一个“国家”，来自美苏的橄榄枝就如同雨点儿一样倾盆而至。

彼时的美苏在二战后一跃成为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并旋即开始了两极争霸的你死我活。为围堵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美国在亚欧大陆周边陆续构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确保苏联出师未捷身先死，哭都没有地儿可去。

但问题是，独立后的印度自诩中立，尼赫鲁领导下的印度早已下定决心要成为“有声有色”的大国，中立就是首要前提。所以亚欧大陆周边出现巨大缺口，迫使美国不得不谋求与印度增进友好关系。

但苏联无疑比美国更有诚意，毕竟除了沙俄帝国时代以来一直有将英属印度作为进出印度洋跳板的考虑，冷战局面形成后，印度也成为苏联打破美国封锁并实现先人遗志的主阵地。

因此，为了对抗美国的围追堵截，苏联开始重点发展苏印关系并最终成为印度异父异母的亲兄弟。

虽然斯大林对留学英国且满脑子西方思想的尼赫鲁并不感冒，但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很快掌权并大力发展苏印关系。

除了支援了印度不逊于新中国的项目建设，苏联还给予了印度大规模的贷款支持。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一直到苏联解体，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苏联先后给予了印度100多亿卢布的经济支持，这是印度能够“崛起”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