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意识形态的高度共鸣，再加上1949年6月，毛主席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于是建国后的中苏关系迅速升温。

彼时的美国，为了离间中苏，一度想要以宝岛作为换取新中国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筹码，在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抗美援朝战争的推进，中美关系彻底恶化。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苏联坚定了帮助新中国建立强大工业体系的决心，中美关系则彻底水火不容，从此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施了长达20年的围追堵截。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苏联支援新中国的156个项目奠定了强大的工业基础，可谓新中国的领路人。但问题是，这样的成就，前提是新中国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也为苏联赢得了远东安全和更高的国际地位。更重要的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家长式作风，与新中国谋求独立自主的宗旨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于是中苏矛盾不断发生并最终导致了两国在1959年6月的彻底交恶。

中苏交恶后，新中国的国际环境空前险恶，直到1964年10月16日新中国第1个原子弹的石破天惊，才有了仗剑自立的资本。而且新中国与苏联不断升级的矛盾，已让美国等西方国家看到了“联华制苏”的可能。

于是从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开始，新中国迎来第2波建交热潮，有了更加游刃有余的国际环境，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91年苏联解体的发生。

可以说，同样是面对美苏，新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远不及印度的乐观轻松。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相径庭的情形，静夜史认为根本原因在于：

中国是与美苏段位相同的“棋手”，印度则是大国随意摆弄的“棋子”。

一字之差，立分高下。

虽然印度的独立时间早于新中国，且靠着与美苏等西方国家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在第三世界国家发挥了广泛的影响力，甚至坐上了“第三世界领袖”的交椅。

但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尼赫鲁随波逐流的主观能动性也许能为印度争取更有利的国际环境，却根本难以帮助印度更进一层。而追根溯源，在于印度的独立根本没有经历过惨烈的战争或革命，所以印度也从未有过真正的“涅磐重生”。

新瓶装旧酒，或者穿新鞋走老路虽然都有存在即合理的客观性，但对于印度这样一个需要大国崛起尤其是和新中国一较高下的国家而言，战争或革命从来都是必需品。

因为没有战争或革命，印度就不可能真正抹去英国殖民者的烙印，并重塑印度的民族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