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动进攻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发表了一份不痛不痒的声明，谴责中国的“罪恶”攻击，同时又强调“英雄的越南人民……这一次仍然能够保卫自己”。

苏联的军事反应仅限于派一支海军特混舰队到中国南海，对河内进行有限的武器空运，以及加紧中苏边境上的空中巡逻。空运武器既有地理因素的限制，也受苏联内部犹豫态度的制约。

归根结底，苏联其实并不愿意冒扩大战争的风险。

战争结束不久，中国领导人用一句对苏联领导人大不敬的简练俗语总结了战争的结果：“他们威胁我们，在边境附近调动军队，派舰艇到中国南海。但他们不敢动手。所以我们还是摸了老虎屁股。”

邓小平嘲讽地拒绝了美国要他小心的劝告。1979年2月底美国财政部部长麦克·布卢门撒尔访问北京时，呼吁中国“尽快”从越南撤军，因为北京“在冒不必要的风险”。邓小平不同意。在与布卢门撒尔会见前和美国记者谈话时，他表现出对含糊摇摆的轻蔑，嘲笑说“有人害怕得罪东方的古巴”。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对战争的最终结果作了这样的总结：“西方媒体认为中国的惩罚行动失败了，我却认为它改写了东亚的历史。”

小平同志曾就此作过非常明确的表态：“在美国的时候，我就对卡特总统说，我们要教训一下越南，虽然我们当时的题目只是限制在中越边界范围内，但实际上不是从中越两国角度考虑，也不是从印支角度考虑，而是从亚洲、太平洋的角度，也是从整个全球战略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会见美国参院外委会访华团时的讲话》1979年4月19日。

也就是说，1979年自卫还击作战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中越两国之间的斗争，而是着眼于全球战略角逐，并对世界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就是大国领袖的战略高度和战略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