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尽管大胆地往上爬，官越大越好”

北上计划受阻之后，李时雨夫妇二人一起来到天津，又和天津地下党接上了头。当时李时雨在天津有一个熟人，考上了日本扶持的“天津治安维持会”的总务科长。

此人名叫吴光弼，原来在东北军中曾与李时雨共事。所以组织上就又安排李时雨通过吴光弼的关系，进入了“天津治安维持会”下的高等法院当了一名检察官。

须知这个“天津治安维持会”，是受日本控制的，带有汉奸性质的组织。前面我们提到过，一九三四年李时雨大学毕业，混进了东北军的“剿总”第四处，那个时候是他潜伏生涯的开始。

当时李时雨在东北军中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即使偶尔流露出一些同情共产党的意向，但是在那个环境之下，还说不上十分危险。

因为东北军是张学良的部队，早前它是一个独立于国民党的地方军阀部队。全面抗战爆发以前，国内第一支侵略者直接对抗的就是东北军。

李时雨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呼吁凝聚全国所有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从民族的高度出发团结一致对抗外敌，这对东北军是有利的。

但是后来李时雨到了天津，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潜伏，情况就很危险了。因为前面我们说过，李时雨当过抗日学生运动的领袖。

后来，李时雨还担任过黑龙江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副司令，还打死过日本人。好在当年的通讯不发达，也没有网络传递消息，而他当时也用了化名。

李时雨同意潜入“天津治安维持会”时，已经承担了很大的风险，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还为我党立了两次大功。

第一次是帮组织上送三个电台出天津，李时雨在维持会的手下工作，曾拿到了一份由日方派发的“特别通行证”，于是他就利用这个通行证和公务车来替我党运送电台。

一开始李时雨用公务车直接送走了两个电台，送到第三台时，突然找不到车用了，于是只能找来一辆三轮车往外送。

但是就在李时雨蹬着三轮准备过桥的时候，看守的日本兵却死活不许三轮车上桥。最后李时雨只能一边肩膀扛着电台，一边手上举着通行证才通过了。

第二次立功是组织上让李时雨营救共产党人冯骥，国民党特务说冯骥是共产党，他们向天津 方面出具了一些文字资料当证据。

李时雨当时是“书记长官”，主管这个案子的书记官康某是他的手下。于是他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去找康某，趁其不在调出案卷，一烧了之。

康某回来发现找不到案卷，担心上级追究，于是就去问李时雨该怎么办？李时雨就让他向上级打报告说：案卷在敌机轰炸的时候被烧掉了，结果上级果然没有起疑心。

开庭的时候，因为证据不足，再加上李时雨四处活动，冯骥最后被无罪开释。李时雨在汪伪 政府中干得好好的，不仅暂时没有危险，反倒结交了很多“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