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我们现在熟知的酒池肉林、炮烙酷刑，这些《尚书》中反倒并无提及；而且还特别要提及的一点是这两篇文章是可以看做是武王伐周的檄文的。

可就从这两篇檄文性质的文章中的列出的罪状来看，商纣王的罪状倒也算不得严重。要知道，檄文可是极其注重战斗性的。

以其中的“疏远贵戚旧臣，重用四方逃亡之人，又施残暴于百姓”而言，说白了不过就是治国路线之争。

帝辛之所以能够重用费中、飞廉、恶来等人，无非就是因为他们能够执行他的革新路线，协助他清除内奸，飞廉还是他远征东夷的骁将。

有了重用“四方逃亡之人”，自然就会挤压旧有的贵戚旧臣的空间，利益冲突之下可不就要被诋毁、诽谤吗？而从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帝辛的用人观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先进的，毕竟唯才是举不是。

那么商纣王帝辛的“昏君、暴君”形象又是怎样塑造出来的呢？这当然少不了周朝人的“功劳”以及后来者的“功劳”。

周朝人的“功劳”就体现在政治宣传上，毕竟涉及到周王朝的正朔、名正言顺。只有对亡国之君加大抹黑，才更能体现出自己得位之正。

至于真正将帝辛恶名化的在春秋战国时期。

当时百家争鸣的背景之下，为了阐述观点，游说诸侯，不免也就有了帝辛罪名扩大的势头。原本春秋早期帝辛的罪状也就是局限于“比干谏而死”之中，《尚书》中也就很有操守了的有了上面两篇不太合格的檄文。有意思的是子贡还曾为帝辛说话，但是这丝毫没有遏制住这种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