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成长其实就是一场不断远离故乡的旅途。12岁时，他跟随叔父前往东北读书，而这一走便是66年未归。

这倒并不是他不思念故乡，他甚至还曾说：“生于斯，长于斯，渐习为淮人；耳所闻，目所见，亦无非淮事”， 只是他实在太忙了。

革命未成功时，要四处奔走；新中国建立后，又要忙于政务………故乡、故居就这样成为了心底的那抹不能言说的思念。

1951年，适逢八婶来京探望他，对他聊起了家中故居，言说家中故居因为年久失修，导致濒临倒塌，当地政府知悉后选择了维修。听罢周总理却并未展颜，反倒是立刻修书一封到淮安地方，表示维修房屋花费由自己来出，以后也不必修缮故居，毕竟已经没人居住。

而在之后，八婶又一次进京，周总理再度询问其故居情况。听到八婶说当地还想要立一座牌坊纪念，他再次选择拒绝，并又一次提出让地方同志将故居处理掉。

但是，地方的同志对于总理的这个命令又怎么会执行呢？

“这不是让人戳脊梁骨的事吗？”

就这样，即便之后地方同志进京开会周总理又一次令其拆掉故居，却仍旧未能被地方同志执行。

但总要给总理一个交代的，不是吗？就这样，淮安地方做了一个折中的选择，将东院改为图书馆，西院则让群众居住，并以此回复总理。

而1959年，周总理两次从广州返回北京，飞临淮安时他还曾请求机长降低高度，以俯瞰一下故乡、故土。

后来，周总理侄媳到了北京，又谈起了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