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12日，63岁的陈独秀因为饮用了发霉的蚕豆花泡制的茶水导致中毒腹胀，进而呕吐、昏厥，最终于27日去世。

对于这位历经中国近代风云的历史人物，这无疑是令人唏嘘不已的一幕。然而更让人悲恸的是此时的陈家甚至于穷困到了无钱安葬他的地步。

纵览陈独秀的一生，毁誉傍身。

年轻时，他风流倜傥、狂浪不羁，留学日本；中年时，他执舵新文化运动，创办《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办共产党。鲁迅称他是竖着的大旗，章士钊称他为不羁之马，然而命运、性格、时势弄人，当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他的妥协退让就已经注定了他悲剧晚年的注脚。被开除党籍、被通缉关押大牢，晚年的他也尝尽了落寞孤苦。

“过去的，就都让它过去吧。”谈及爷爷陈独秀时，他的孙女陈长璞如是说。

而在彼时陈独秀弥留之际，曾对儿子陈松年（陈独秀有7个子女，大儿子陈延年、二儿子陈乔年早已壮烈牺牲，当时留在陈独秀身边的也只有三儿子陈松年）留下遗言——“以后回家，把我的棺木和祖母的棺木都带回去，我和你母亲合葬在一起。”中国人总是如此，讲究个落叶归根。

可是陈家家中贫困，无钱安葬。要把陈独秀遗体从四川江津到安徽安庆，当时显然是不可能的。就连安葬都好在是有江津名士邓蟾秋、邓燮康叔侄伸出援手，他们为陈独秀置办了楠木棺材和寿衣，购置了墓地，陈独秀才遂葬于大西门外鼎山山麓之康庄，并有书法家葛俞康篆刻之“独秀陈先生之墓”碑文。

而对父亲归葬故乡的遗愿，陈松年自然不敢忘却，用了五年时间攒够了回乡的资金。1947年，陈松年将父亲陈独秀和祖母谢氏的灵柩归葬故乡安庆，并分别与母亲、祖父合葬，分别立碑。出于保护父亲墓地安全的考虑，他为父亲立碑也用的乃是“仲甫”名讳而非“陈独秀”。

而此后的31年间，陈松年更是从未携带家人前去祭祀。至于其中的缘故，既有父亲敏感的身份，也更有时局之故，一如十年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