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驹手提水桶，忐忑不安。本来，靠近飞机时，如果守卫飞机警察仔细检查一下，他水桶里鸡毛纸包裹要露馅。

就在前一天的4月10日上午9时30分，中国外交部欧非司副司长张越紧急约见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

3月中旬，中方情报部门获悉，由蒋介石批准，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郑介民指令所属“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策划在香港、印尼暗害周恩来。毛人凤即命令香港情报站负责在港执行。香港站站长赵斌成策划指挥，特务金建夫一线运作。

4月9日晚传来进一步情报，国民党特务将对中国代表团所乘飞机进行破坏，并备有定时炸弹。

张越奉命向英方通报情况，要求英国代办处转告香港当局注意，并采取措施保障代表团人员和随行新闻记者安全。英国代办处代办杜维廉立即致电香港总督葛量洪，告知有关情况。

英方事后送交我外交部的备忘录说：香港当局“采取了一切措施来保证乘客和飞机之安全”，但是备忘录显示，香港当局10日得到我国政府通报后，在足足24小时以上的时间内，并未采取预防措施，直至11日中午12时左右，在克什米尔公主号到达启德机场前不久，香港警务处才派出一名警官指挥警察守卫飞机，不准未经许可之人接近或登上该机。“采取了一切措施”仅此而已。

于是，周驹顺利地来到飞机旁，飞机轮舱的清洁工作由他负责。他打开水桶里的鸡毛纸包裹，露出的是一颗定时炸弹。

这是一种小型定时燃烧性炸弹，由美国中情局提供。这批炸弹通过4月5日基隆开出的太古轮船公司航轮“四川号”秘密运到香港，保密局香港站收到炸弹后，存放于香港西营盘第三街178号2楼的一个房间里，房间主人是香港站特务张祖顺。

周驹领受了吴先生的任务后，香港站特务李顺民从张祖顺处取出炸弹，交给周驹。

香港站特务许缜负责训练周驹如何选择炸弹安放的部位，以及如何安置炸弹。

经过训练的周驹，本打算将炸弹置入右翼油箱，因时间仓促，结果将炸弹放置在油箱附近的轮舱里。

克什米尔公主号在启德机场停靠1小时11分后，于下午13时26分起飞，前往万隆。机上有代表团成员和记者11人，机组8人。

飞行5个多小时后，下午18时30分，飞机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西北海面时，在18800英尺高空，“在飞机内听到了一声沉闷的爆炸声，随即发现右翼第3号发动机吊舱后面的地方局部着火，飞机立刻开始迅速下降以便在海上实行强迫降落。

在下降飞行的最后阶段内，浓烟进入驾驶舱，使得能见度减少到几乎等于零。飞机右翼尖先冲击到水面，然后，机身前端立即浸入水中。只有三名飞乘组人员在这次失事中幸存。”（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机组幸存人员回忆）

暗杀主要目标是周恩来，但是周恩来没有乘坐这架飞机。

4月初，缅甸总理吴努邀请周恩来在出席亚非会议前访问仰光，与埃及总统纳赛尔、印度总理尼赫鲁、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共商亚非会议的有关问题。周恩来改变行程，4月8日到达昆明，准备从这里前往仰光。

香港情报站事先获得周恩来改变行程的情报，向台湾保密局报称，虽然周恩来已不过港，但对其代表团随员的打击，也会影响其在亚非会议的实力。于是，暗杀行动没有停止。

3

中情局提供了炸弹，却没有实现预定目标，他们决定再次下手。

这次他们不再准备使用炸弹，而是选定戈特利布研制的一种致命药剂。

戈特利布遵循自己提出的“如果技术可行，那就发明它，摆出来，由政策制定者决定是否使用它”的准则，研制了一种新型毒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