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要坚持调查研究。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鲜明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1941年 9月 13日，在延安对中央妇委和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讲话时，毛泽东回顾了自己通过调查研究认识农村的历史：刚开始，即使做了农民运动，得知了各阶级的一些情况，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自己对于农村阶级的结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到井冈山之后，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了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而贫农与雇农的问题则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因此，他强调，必须重视调查研究工作，而且“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作，不要性急”。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也反复强调，“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20世纪 60年代初，面对继续“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全面紧张，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1960年 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961年 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两件事标志着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以及为准备这次全会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之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各领域的调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二是要坚持兼听则明。“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是毛泽东经常引用的一句古语。在党的七大上阐释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时，毛泽东提出，“如果我们有各方面的人，每一个人都通晓一方面或者有比较多的专长，选这样几十个人，我们的中央就会比较完全”。为什么兼听就明呢？毛泽东指出，一个问题来了，一个事情来了，一个人分析不了，有自己的局限性和盲目性，那就要大家一起来分析，“大家来交换意见，要造成交换意见的空气和作风”，“首先要承认这一点，就是一个人搞不完全，要依靠大家来搞，这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方法。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启发同志的思想，去掉盲目性”。对此，毛泽东还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叫“打开窗户”和“听闲话”。他讲到，为什么我们的新鲜空气不够？是怪空气还是怪我们？空气是经常流动的，我们没有打开窗户，新鲜空气就不够，所以，“我们要学会听闲话，我们长两个耳朵就要听闲话”，“就是要像房子一样，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要把听闲话当作收集舆论、收集各种意见的机会，“像拣破铜烂铁一样将不同意见收集起来，经过熔化，准备修正我们思想上、工作上的毛病和错误”，“这样就可以减少盲目性”。

（三）要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不断前进。

毛泽东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因此，人们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没有完结的时候，“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虽然不能穷尽真理，但我们可以通过“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

一是要善于从错误中学习。之所以犯错误，就在于对事物规律的不认识、不掌握甚至认识得不充分，以致产生盲目性。毛泽东多次讲要从错误中学习，他认为，“失败的教训同样值得研究，它可以使人少走弯路。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曾给我国的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他的错误对我们有帮助，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从这一点上讲，我本人就是他的学生。我们的教员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教员，蒋介石是我们的教员，犯错误的同志也是我们的教员。没有他们，我们就学不会办事。”1945年 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由毛泽东领导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深刻阐述了党的历史上“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总结错误不是为了悲观失望，而是为了从中学习经验教训，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正如《决议》中指出的，党在个别时期所犯的“左”、右倾错误，“在党还缺乏充分经验和充分自觉的时期内，是难于完全避免的；而且党正是在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过程中而更加坚强起来”。这个《决议》使全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