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自述》是李大钊的绝笔之作，堪称书法佳作，震古铄今，方正宏阔，自然笃定，行笔越来越洒脱，通篇流露出一股浩然正气，令人联想到书法史上的逸品——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和杨继盛在死牢中撰写的《自书年谱》。

该文先后有三稿，初稿较简略，当为草稿；三稿和二稿比较，只是在个别字句上进行必要的修饰，可见李大钊撰写时心神宁静、从容淡定。

李大钊一生除1914年初到日本留学时，写过简单的《我的自传》英文作业外，没有留下人任何“自传”类的作品。

《狱中自述》虽然带有部分自传的色彩，但是其写作目的并非为了留下个人的自传或传记资料，而是因为“狱中供词”即由书记记录下来的审讯记录，和李大钊原意不符者甚多，所以李大钊要自己直接撰述。李大钊本来就是北洋专门法政学校的高材生，撰写一份法律文书自然不在话下。

笔者认为，现存的《狱中自述》实际上是李大钊在视死如归心境下撰写的一份答辩状，即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为一同被捕的同志进行集体辩护，并声明个人“负其全责”。

至于他自己，则“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也就是说，《狱中自述》不是自我辩护，即李大钊希望通过这种特殊的形式进行最后的斗争，竭尽全力为同志们争取一线生机，同时借机尽量扩大宣传国民革命的思想观点。

“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是李大钊撰写答辩状的真正目的所在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由此可见，李大钊不顾个人安危，“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是撰写答辩状的真正目的所在。

与此同时，李大钊并未忘记安排自己的后事，“又有陈者：钊夙研史学，平时搜集东西书籍颇为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李大钊不置家产，身后家里只有一块大洋，中外文图书是他唯一的财产。

李大钊的这一安排后来通过朋友得到了落实，大部分图书被保存了下来。在李星华等生活极为困难时，曾经被迫变卖一部分救急。

李大钊在撰写答辩状时，婉转地强调中国“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才能独立富强

李大钊于1927年4月6日被捕，同月28日被执行绞刑。

他在狱中撰写答辩状时，可能还在期待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还在想着冯玉祥国民军如何进一步策应北伐的军事斗争，并不知道4月12日、15日在上海和广州先后发生反革命政变，包括邓培在内的一大批革命同志和战友已经罹难，北伐战争被迫停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