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红颜祸水，倾国倾城。

都说，夏亡于妹喜；商亡于妲己；西周亡于褒姒；吴亡于西施；秦以吕易嬴，赵姬之功；晋牛继马后，光姬之力；唐衰于杨玉环；明亡于陈圆圆；清败于太后慈禧。

欲说帝王千古事，总推红颜为祸水。不可否认，错主要在于他们的男人，正是因为他们的男人大多骄奢淫逸、昏庸无道，才导致国家的衰亡。但是，她们也脱离不了干系。

妹喜好闻裂布之声，裂布娱乐；妲妃与纣王纵情于酒池肉林；周幽王为博得褒姒一笑而烽火戏诸侯……

她们身处其位，却不能对她们的男人有所劝谏，反而有意无意加重了皇帝的昏聩，成为了帮凶或者共犯。历史的评价固然受时代的局限，但被称为红颜祸水也必有其缘由。

3历史有无数的选择，选择权在某个人的手里。

秦之李斯，怕死助阉，愚民坑友；汉之王莽，腐儒治国，一塌糊涂；唐之安禄山，野心叛乱，由盛转衰；宋之王安石，以偏概全，变法坑民；明之吴三桂，贪生怕死，引狼入室；清之袁世凯，卖友求荣，反复无常。

一个人，自然有人的勇气、野望、优点和弱点，而历史的关键时刻，往往能检验你的全部品质。

4内忧小人干政，外戚、宦官、后宫；中忧官场腐败，官逼必然民反；外忧民族矛盾，异族虎视眈眈。

外戚崛起，宦官当权，后宫干政，官场腐败，异族侵占，历朝历代之灭亡，无不由此而起。

5内胜者王侯败者贼，历史即是：为胜者歌功颂德、败者落井下石的虚假陈词。

胜即是刘邦，败即是项羽；胜即是李世民，败即是窦建德；胜即是朱元璋，败即是张士诚；胜是一国之君，败是流贼草寇。

有史以来，国与国之间、各武装派别之间的斗争就没停息过，或是王侯或是贼，往往在一瞬间。但是，胜者王侯败者贼有它的必然性，也有它的非必然性，还有逆变性。就像项羽，即使败了，也留下了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论断。

6矫枉总是过正，其实过犹不及。

秦尚法，汉即尚儒；唐重武轻文，宋即重文轻武；唐宋尚诗词，明清即尚八股。

7越是四分五裂，政治混乱，思想越光辉灿烂；越是大一统，政治稳定，思想越停滞不前。

前者如春秋战国之百家争鸣，魏晋南北朝之三教合融；后者如秦之焚书坑儒，汉之独尊儒术，明之八股，清之文字狱。

乱世似乎有着让我们重拾思考的能力，就像为什么乱世出英雄一样。它也许源自谋生，也许源自报国的满腔热血，也许源自理想，这些在时局的动荡中反复碰撞，孵化出了百家争鸣的谋士和学说。

8地域环境左右命运。

中国自古东临太平洋，北接荒芜人烟的西伯利亚，西北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南为喜马拉雅山，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之内生存，养成了国人含蓄内敛、保守中庸、消极忍耐的农耕性格。

如夏政权在陕西、商政权在河南；西周政权在陕西、东周政权在河南；秦、西汉政权在陕西、东汉政权在河南；隋、唐政权在陕西、北宋政权在河南。五千年文明，有四千年历史皆在农耕最发达的中原地区上演，由此可见，中国一直都是以农耕为主的黄色文明。

直到异族蒙古入主中原，定都北京，明清政权才随之坐落于此，中国的农耕地位才逐渐为之动摇。当政权东西对峙时，西强而东弱；南北对峙时，北强而南弱。原因也正是在于西和北更接近于游牧民族，两种文化的交融，自然比东南单纯的农耕文化多了一些强悍。然而，每一次异族依靠武力的入侵，又都会被汉文化迅速的同化。

9地朝代之初，君强臣强；朝代之中，君强臣弱；朝代之末，君弱臣强。

如唐之初，君有太宗，臣有房、杜；唐之中，君有玄宗，臣则为李林甫、杨国忠之流；唐末之君不足道也，臣却为虎狼之臣，如朱温之辈。历朝历代，莫不如此，岂有他哉！

回顾中国五千年历史，历朝开国莫不是强君领队。但是朝代之中，帝王之家的环境和社会环境几乎是完全隔离的，而帝王之家的优越物质环境必然导致王公贵族向生存能力和战斗能力弱化的方向发展。

与之相反，王公贵族物质环境越好，社会环境必然越差，由此筛选出来的臣子生存能力和战斗能力必然不断强化，当这两个环境的中群体的能力达到一个平衡的临界点，危机也便出现，自然终将选择强者，王朝终结也就很难避免。

因此朝代之中的君强臣弱的力量过渡，朝代之末的君弱臣强的王朝末日都是必然出现的现象。

10地单以武治，刚且易折；单以文治，软弱可欺；文武结合，刚柔并济。

如秦、元所向披靡，却迅速灰飞湮灭，两宋文化鼎盛，却屡被异族欺凌。惟汉、唐重文韬武略，方绵延三四百载，号称盛世，今已不再矣。

《周易》上说：知几是神人，“几”的意思是事物的细微变化，这是判断吉凶的先兆。知“几”的背后，是哲人对天地人心的精确把握。

时隔千年之后，我们依然可以在先哲的惊人预言中，窥探到这个世界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