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是中国长城史上的重要阶段。秦始皇“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史记·秦始皇本纪》引贾谊《过秦论》），是当时统一事业的重要主题。

长城防线及邻近地方时称“北边”，因与匈奴战事的激烈与持久，为全社会所关注。长城营筑与长城防卫的直接作用是形成军事意义的“藩篱”，但是长城又有促进交通和贸易的历史效应。

长城“关市”的繁荣成为游牧区与农耕区经贸往来的重要条件，河西长城的出现有保障丝绸之路畅通的意义，长城沿线形成东西文化交汇的高热度地区，同时长城也是秦汉文化向西北方向扩张其影响的强辐射带。

长城交通体系及秦长城的文化意义

众所周知，长城的阻隔作用是明确的。《史记·匈奴列传》所谓“筑长城以拒胡”，《汉书·匈奴传上》作“筑长城以距胡”。《汉书·陈胜项籍传》引贾谊《过秦论》“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颜师古注：“言以长城扞蔽胡寇，如人家之有藩篱。”

《汉书》卷五一《贾山传》“筑长城以为关塞”，也是同样的意思。然而，另一方面，长城又有促进交通建设、完备交通系统的作用。《史记·赵世家》说赵长城的营建致使“北地方从，代道大通”，就是例证之一。秦汉时期，长城沿线即“北边”多次有高等级交通行为的记录。

如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左将军上官桀巡行北边（《汉书·昭帝纪》）；新莽始建国三年（11年）“遣尚书大夫赵并使劳北边”等。帝王亲自巡行“北边”的记载，也体现了“北边道”较好的通行条件。《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东临渤海，又“巡北边，从上郡入”。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出巡途中病故沙丘平台，棺载车中，“从井陉抵九原”而后归，说明这次出巡的既定路线是巡行北边后由直道返回咸阳。汉武帝曾于元封元年（前110年）“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巡察了“北边道”西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