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可以从党、政、军三个方面，进行扼要的勾勒。

一、先说国民党。

若把“腐败”限定为狭义的“贪腐”，那么国民政府在“党”这个方面，因地方各级党部力量薄弱、地位低下，并不具备大规模“贪腐”的能力。

但若将“腐败”的定义扩大至“不作为”、“反作为”的范畴，那么，国民政府的地方各级党部，因鲜有作为，可以说是非常“腐败”。

1927年，国民党开启“一党训政”，但党力实际上相当薄弱。国内普通党员数量，1927年4月的统计数据是约60万；“清党”之后，1928年3月的统计数据是约22万。9年后，在1937年1月，仍只有52万余人。1935年的数据显示，国民党党员与全国人口的比例是1：990。

除了党员数量，地方党部建设方面的数据，也颇能说明国民党党力的薄弱。1934年，国民政府成立的第7个年头，仍只有不足40%的省份建立了国民党省党部；只有不足17%的县，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到了1936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豫、皖、闽、云、贵、川、陕、甘、宁、青、新等省区，正式的省党部仍没能建立起来。山西省党部长期被阎锡山排挤，直到抗战中期才恢复；山东省党部被韩复榘压迫变成了地下党，直到韩被处死才得以恢复；两广的党务完全独立于南京政府之外；东北、华北地区公开的国民党组织活动，也几乎销声匿迹。省一级尚且如此，县及以下，自然更谈不上有什么“党力”可言。

由薪俸数据，也可以看出国民党地方党部的地位低下。全面抗战爆发前，一个省政府委员月薪500元，外加办公补贴，可实得一两千元，而一个省党部委员月薪仅有150元，办公补贴近乎为零。一个县长的月薪为250-300元，一个县党部书记长的月薪只有40元。抗战爆发后，这种待遇悬殊急骤扩大。1941年，云南省政府委员月薪560元，省党部委员会月薪仅17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