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论中国》，作者：[美]亨利·基辛格，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版次：2012年1月第一版

尼克松任总统期间最富戏剧性的事件在当时却鲜为人知，因为尼克松认为访华若要成功，就必须严加保密。若公之于众，则需要在美国政府内部获得层层批准，走一道道复杂的程序，世界各国也都会坚持要求与我们商议，这样会影响我们去北京摸清中方的态度。透明固然重要，但为了建立更为和平的世界秩序，抓住历史机遇也是必要的。

我们一行人取道西贡、曼谷、新德里和拉瓦尔品第前往北京，对外宣称是代表总统出外调查。我们这一行人中，有一个去北京的核心小组，其余都是外围人士。核心小组成员除了我以外，还有我的助手温斯顿·洛德、约翰·霍尔德里奇和迪克·斯迈泽，以及特工人员杰克·雷迪和加里·麦克劳德。为了保证最后的辉煌盛举不受影响，我们故意把在沿途每个城市的逗留都安排得极其枯燥乏味，以免媒体紧追不舍。

我们到了拉瓦尔品第后，我以生病为由假称需要休息，到喜马拉雅山脚下一个巴基斯坦的避暑山庄躲了48个小时。在华盛顿，只有总统和我的高级助理亚历山大·黑格上校(后来他晋升为上将)知道我们真正的目的地。

1971年7月9日美国代表团抵达北京以前，我们虽然对中方来函中话里有话的特点已经有所体会，但对北京实际的谈判方式还不了解，对中国人的待客之道更是一无所知。美国对共产党国家外交官的印象还停留在苏联领导人的形象，特别是安德烈·葛罗米柯，他往往把外交谈判变成一种官场上的毅力考验。他在谈判中的表现无懈可击，在实质问题上也绝不让步，但他的自律有时候让人感觉他太紧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