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用鸦片的情况如此严重，这就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各种暴力、自杀事件屡见不鲜，犯罪率不断提升，社会秩序混乱。这自然受到了许多社会名流的谴责，英国人自己的报刊上都将鸦片贸易称作：“如此邪恶以致它是最大的民族罪孽”，“我充分相信这个国家怂恿这种罪恶的交易是极坏的，也许比怂恿奴隶贸易更歹毒。”

显然英国人也明确地知道鸦片是一种易使人上瘾的毒品，但为了远东的财富，他们可以蒙住上帝的眼睛，在利益的驱动下毫无顾忌地对外倾销。这其中也包括了不少上流贵族议员的参与，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宁愿与这个看似强大的大清帝国开战，也不愿意放弃鸦片贸易。

那么既然鸦片贸易如此的不道德和卑鄙，那么中国方面是否做出了一些有效的措施以应对鸦片走私呢？答案并不尽如人意。虽然官方一直秉承打击鸦片贸易的意图，但之前为鸦片走私商人承保的行商具有官方背景，之后参与其间的各路人马背后也不无官府的影子，至少很多能从鸦片贸易中获得利益的官员是对查禁一事持消极态度的。鸦片在民间的大肆泛滥，足以显示清政府基层吏治的腐败与薄弱。

最为讽刺的是，这鸦片居然是越禁越多，1821至1827年，年均输入量9708箱，1828至1835年，年均输入量18712箱，1836至1839年，又增至35445箱，几乎每隔几年就翻一倍，且间隔时间越来越短。

道光十九年（1839）初，清政府派林则徐赴广东查禁鸦片，并颁布《钦定禁鸦片烟条例》，试图通过断绝鸦片来源与销售，来遏制鸦片贸易。林则徐下令严厉打击走私和偷运活动，并迫使英美商人交出了外洋趸船上的2万余箱鸦片，最后在虎门将其全部焚毁。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虎门销烟”事件，虽然看似振奋人心，但实则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广东的鸦片供应量很快便恢复至以往。因为清政府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对手并不是几个远渡重洋而来的夷人，而是一个遍布整个东南沿海的庞大走私网络，这种情况下只抓几个贩卖鸦片的商人、销毁一点鸦片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鸦片的走私和运销体系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