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三国之前，有很多人跟我说，三国的名将就不用写了，因为大家对它太熟悉了，从小罗贯中就熏陶了一遍，后来易中天等现代学者又演绎了一遍又一遍，大家早就审美疲劳了，你也讲不出啥新意来，不如不写。

然而写名将，三国这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是绕不过去的，而且大家不知道的是，即便各种作家文豪、专家学者演绎、研究了这么多，三国人物的英雄魅力仍有未被发掘之处，甚至还有诸多历史真相值得进一步研讨、辨析、深究。说一句你或许不相信的话，你以为你最熟悉的三国，其实是隐秘最多、问题最多的谜一般的历史时代。就如你熟悉曹操的奸诈，却不了解他的辛苦；你熟悉诸葛亮的智慧，却不了解的他的叹息；你熟悉关羽的高傲，却永远不了解他的孤独。

那么，三国为什么会成为这样一个最熟悉的隐秘史呢？第一个首先得怪董卓，东汉本是一个极重文化传承与历史记录的时代，其国家图书馆也相当兴盛，《隋书·经籍志》曰：“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只可惜董卓之乱，迁都洛阳，这些图书档案损失惨重，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一》就描述说，当时“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才七十馀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总之是全毁了。

而我们第二个要怪的人，你可能想不到，那就是向来以正面形象示人的司徒王允。

如前所述，几次大乱，国家典藏都被毁了，但这也没关系，毕竟还有民间私人藏书和一些记忆力很好的历史学者。比如东汉末年就有一位著名的史学家与藏书家蔡邕，生平藏书多至万余卷，并负责撰写着东汉朝的国史《东观汉记》。只可惜，董卓被吕布王允所杀后，蔡邕竟被当做余党抓了起来。其实蔡邕不过是个文化人，并未参与董卓乱政之事，只不过与董卓有些私人恩义罢了，但王允却坚持要杀了蔡邕。蔡邕便效法司马迁，表示愿意接受肉刑赎罪，以完成修成汉史的夙愿，但王允坚决不同意，还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