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亲王力荐蒲安臣率团出使欧美可谓形势所迫，也用心良苦。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迫于1858年和英法等国签订《天津条约》，允许外国公使驻京。

1860年后，西方列强纷纷派遣公使常驻北京，而中国却一直未曾遣使出洋。当时，清政府深深感觉到“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熟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

而对于蒲安臣，正如恭亲王在奏折中所褒扬：“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为难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其温和的对华立场、高超的外交能力都是清政府所看重的。

此外，在外交礼仪上，以蒲安臣率团出使可以避免两国交往中的礼仪纠葛，“用中国人为使臣，诚不免于为难，用外国人为使臣，则概不为难”，因而“请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就这样，蒲安臣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清政府指派的“洋钦差”，也因而成就了外交史上的一段奇闻。

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使团一行三十人乘坐“格斯达哥里”号轮船，自上海虹口港起航，开始出访欧美各国。

随同出访的有两名中国官员：总理衙门记名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以及翻译张德彝。为了消除英法两国疑虑，他还请英国使馆翻译柏卓安作为左协理，海关税务司法籍职员德善作为右协理。

作为资深外交官，蒲安臣清楚，西方列强面对日渐衰弱的大清帝国不会轻易按照清政府意愿来重新修约。因此他把访问的首站选在自己的国家——美国，认为这样有利于使团首战告捷，增加访问成功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