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曾是“万卷户”。他的个人藏书，远远超过万册。他过去四合院，家中用几个房间堆放藏书。陈伯达的大部分工资和稿费收入，用于买书。陈伯达过去有稿费收入。自1958年起，陈伯达自己提出不再领取稿费，以支援国家建设，从此，他就没有再领过稿费。陈伯达保外就医之后，每月领生活费一百元。据笔者对吴法宪、李作鹏等情况的了解，他们当时与陈伯达一样，也是每月领生活费一百元。陈伯达每月一百元的生活费，其中三分之一用于购书。这三十多元购书费对于陈伯达来说，当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除了自己购书外，他不得不托老朋友向有关部门借来一部分书。

从1983年2月起，陈伯达的生活费增加到每月二百元。这时，陈伯达购书的费用才稍稍宽裕一些。吴法宪、李作鹏等，当时的生活费，也增加到每月二百元。陈伯达很想有关部门能够发还他的众多的藏书。但是，有关部门迟迟未能发还。正因为这样，我发觉，在陈伯达的书橱里放着的书，很多是这几年出版的新书。

他的阅读兴趣广泛，偏重于读那些学术性强的著作。我随手记下他的书橱里的书：马克思著《资本论》精装本，《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鲁迅杂文选》，《毛泽东选集》，曹聚仁著《我与我的世界》，《谭嗣同文选注》，《〈红楼梦〉诗词注释》，《史记》……一本打开那里、看了一半的书是《圣经故事》。

陈晓农告诉笔者，父亲陈伯达在晚年喜欢文学名著，曾要他特地去买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作品。

陈伯达当时已经84岁。他即使在家中，也一年到头戴着藏青呢干部帽子，尽管他并非秃子。他的衣服也总是比我多穿一倍，穿着铁灰色中山装，蓝色鸭绒裤。他的眉角的眉毛很长，视力、听力都还不错。他坐在沙发上，跟我打招呼。他事先知道我要来采访，也看过我的作品，知道我的情况。

我坐在另一张沙发上，隔着茶几跟他相对而谈。我说：“陈老，我早在1958年就见过你！”

“哦，1958年，在什么地方？”陈伯达用一口浓重的闽南话说道。幸亏，我能听懂他的话。

“在北京大学。”我答道。

于是，说起了往事：在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陈伯达来到北京大学大膳厅，向全校师生作报告。当时，正在北京大学读书，坐在台下听他的长篇报告。

“当时，你带来了一个‘翻译’，把你的闽南话译成普通话。我平生还是头一回遇上中国人给中国人作报告，要带‘翻译’！”我说及当年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