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变得十分有趣。比如，有一天我向他告别时，他忽然喊住我，说有两点补充。我站住了，他却怎么也想不起要作哪两点补充。才几秒钟以前的事，他竟忘了！他只得说，你翌日早上来，我再告诉你。可是，第二天清早我来到他家，他居然连昨日所说有点补充这事也忘了，说自己没讲过作什么补充！然而，谈起往事，特别是童年时代、青少年时代的事，他的记忆屏幕显得异常清晰，就连当年郁达夫对他的诗改动了哪几个字都记得清清楚楚。

他托我回去他查阅他平生的第一篇、也是惟一的一篇小说，我查到了。那天我给他带去复印件，念了一遍。他显得非常高兴。那篇小说勾起他许多回忆，他很兴奋地和我谈着。

我见到苏联汉学家费德林的忆录，内中有几段写及陈伯达在跟随毛泽东访问苏联时的情况，我念给他听。他听得很仔细。一边听，他一边插话，回忆当时情景。

他后来终于能配合我，让我为他拍照。有一回，我说：“陈老，你能不能把帽子摘掉？”

他居然破天荒摘下帽子让我拍照，甚至还拿起报纸，摆好架势让我拍。

在他去世前天，正值中秋节。那天，陈伯达特别高兴，我拍到了一张他大笑的照片。

那天，他还用毛笔在宣纸上题诗赠我。想不到，这成了一生的绝笔。

七天之后——1989年9月20日，85岁的陈达在吃中饭时突然心肌梗塞死去。

我庆幸，在陈伯达人生的最后一年——从刑满到去世，我作为惟一的采访者，多次采访了他……

我写出了《陈伯达传》，经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通过，先是在1993年由作家出版社作为《叶永烈自选集》中的一卷出版。接着，在1999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修订本。2009年，《陈伯达传》增加至70万字，分为上、下卷，再度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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