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继续跟我“随便聊聊”。我请他谈他的笔名“伯达”的来历，谈他的笔名“周金”、“梅庄”、“史达”等的来历。他都很乐意回答。他知道，我能提出这些问题，显然我对他的历史相当熟悉，知道我是作了充分准备才来找他的。这些笔名虽然档案上都有，但是，却从无关于这些笔名来历的记载。他这些“随便聊聊”，在我看来，是很有史料价值的。我问他，本名是不是叫“陈尚友”？他摇头。他说，“尚友”是字，本名“陈建相”。由此，他说起他的哥哥，说起父母，说起家世，说起故乡福建惠安，说起自己的童年……这些，也都是档案上语焉不详的。

我以为，不录音是很大的损失，因为笔记毕竟会漏掉很多珍贵的内容。我再三向陈伯达说明，出于工作上的需要，还是录音为好。我向他保证，这些录音只是供我工作上用，不会外传。他终于同意了。

我把录音机取出来，放在他面前录音。

不过，后来他在谈及一些敏感话题时，常常会关照我一句：“录音机停一下。”

我当然照办。他谈了一段话之后，又会关照：“现在可以录了。”

我于是又摁下了录音机上的“REC”键。我很尊重他的意见，他也就乐于跟我谈话。

这样，我的采访变得顺利起来，不再尴尬。

不过，当第一次采访结束时，我希望给他拍些照片。他一听，直摇头，说他平时就不爱拍照，何况现在这种处境之中，更不拍照。我却以为，失去为他拍照的机会，极为可惜。我说，“随便拍拍”吧。他不表态，似乎就意味着默许。我就拿起照相机，拍了起来。他呢，木然坐着，毫无表情。我拍了几张之后，他就说：“够了吧！”我就遵命不拍了。

此后，我又一次次采访他。在采访中，我们变得熟悉起来。即便是这样，我仍很注意，先是谈远的事，谈他愿意谈的事。到了后来，才渐渐进入一些敏感的话题，进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他精神不错。有时，他与我一口气谈四小时也不觉疲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