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陈伯达就被打倒、被批判了，成了林彪集团头目之一，又成了反革命。

陈伯达的为人，在延安是很受青年人尊敬的。但是进城后不久，一下子就成为一些人讽刺挖苦的对象了。1951年5月初召开全国第一次宣传会议，后面几个人，有田家英、于光远、黎澍、王宗一、王惠德。这几个人我都特别熟。

这几个人还有个特点，说话都比较随便。陈伯达在台上讲了二三十分钟，哪晓得首先就是王宗一发难。王宗一讲话相当尖锐。他说，呵，呵，你看这家伙，又来了，又来了。其他几个人跟着挖苦。当时我感觉到他的威信一落千丈，不是个别人对他，而是宣传部那么多处长们都把他作为笑话。

除了于光远，在延安时，其他人对他都是很尊敬的，但到了1951年却都挖苦他，我不相信会毫无根据。现在于光远还在，其他人都不在世了。

我与陈伯达的关系

我跟陈伯达的关系不多，有一点点直接的个人关系。1941年夏天，也就是开始整风前，他好像并没有什么固定的职务，就是以一个重量级的文化人的身份住在延安。据说他曾经是中央党校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如果真是的话，也是挂名，他不大管这些事情的。他一生在什么单位负责，都是个甩手掌柜。

1939年或者1940年，延安组织了很多研究会，是上面发起的，什么资本论研究会、哲学研究会、马列主义研究会，一大堆。我由马列学院派去参加两个研究会，一个是由陈伯达管的三民主义研究会，一个是由王明管的马列主义研究会。我在三民主义研究会听陈伯达东讲西讲，我们懂什么？就听他讲。

延安时期，1941年夏起，他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我就是下面的一个研究人员，我是在经济组。陈伯达对我们的影响就是“个人讲学”。晚上，吃过晚饭后，我们拿着凳子到他的窑洞里听他漫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