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邓小平同志还具有敏锐的思想、远大的目光，他足智多谋、当机立断、举要驭繁，总是顾全大局，能够站在国内大局的高度上，一同审视国际大局，关注中国和世界的双向发展。这帮助他能够在关键时刻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例如，无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做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亦或是视察深圳、珠海时的“南方谈话”，都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这些正是他正确决策的智慧结晶。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长远者，不足以谋一时”。历代伟人、领袖，无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站得高，看得远，有战略眼光。想必邓小平在学习、政治斗争与奉献的革命征程中，形成了卓越的见识，长远的目光，这些与他提出将四川一分为二，让重庆从四川独立出来做直辖市的观点有着必要联系。

邓小平提出将重庆独立出四川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我国四个现代化第一次战役的打响，我国的经济建设得到了极大规模的发展，但这也造成了华中地区甚至全国缺电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国家的经济建设。1979年，为了改变华中地区以及国家能源短缺的困难局面，国家水电部向国务院提出关于修建三峡工程的报告，建议尽早决策。但那时国民经济正处于调整之际，三峡工程不可能提上日程。

当时邓小平非常注重开发长江流域对于四川和重庆乃至对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考察三峡工程是否进行施工，1980年7月，他亲赴三峡考察。在听取多方面意见后，他说：“轻易否定搞三峡工程，这样不好。”他认为要着重研究的是四川太大、人口太多导致发展不便、管理不便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研究发挥重庆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

1985年，邓小平听取李鹏同志汇报工作，当听到汇报提到“正在考虑专门成立三峡行政区，用行政区的力量来支持三峡工程建设，做好淹没区的移民和经济开发工作”时，他说，“可以考虑把四川分为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城市；另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城市。”这是重庆直辖市思想的最初理想规划。

一般来讲，较大的水利水电工程在取得相当的能源效益之时，还会导致相应的淹田占地的损失以及随之而来的移民问题，更不要说像三峡这样举世无双的特大型工程。虽然它有着巨大的综合效益，但它带来相应的淹没损失和移民搬迁任务也更加巨大和艰巨。且不说三峡水库库区淹没范围之大、移民人数之众、迁建任务之难，单单是劝服群众支持移民活动，克服心中守旧的心理，就是很大的难题。因而这个提议当时并没有被中央立刻采纳，部分党内人员对成立重庆直辖市仍有所顾虑。

而在邓小平看来，三峡工程是特大的工程项目，能够造福于子孙后代，为中国的持续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他说我们不能目光短浅，而要考虑长远利益，因此三峡工程必须搞！邓小平的这些思想，为三峡工程的上马和重庆直辖市的成立，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