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美国最著名的国务卿基辛格，他以老练持重而闻名，却在与法拉奇的交锋中一败涂地。在法拉奇追问下，基辛格不得不承认，美国发动越战是没有意义的。

即使如此，法拉奇还不满足，她连续抛出许多尖锐的问题，让基辛格应接不暇，疲于应对。结果说错话，惹怒了美国总统和民众。

事后基辛格称，自己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是他“一生中做过的最愚蠢的事情”。

其实不止是基辛格一个人有这样的感慨，法拉奇还采访过巴勒斯坦总统阿拉法特，伊朗的宗教领袖霍梅尼，“非洲之王”卡扎菲等人。

他们都是政坛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惹怒了这些大人物的代价是巨大的，法拉奇曾因此数次遭受死亡的威胁。

但法拉奇始终坚持自己的采访风格，对这个从战争中长大的女人来说，哪怕是死亡，都不能阻止她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不论面对谁，法拉奇的采访风格总是那样激进，她的每一个问题都异常的尖锐，而且布满陷阱。

那么，法拉奇问邓小平毛主席像是否永远保留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有目的的，同样在挖坑。

这与毛主席像的非凡意义有关。

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像，对于新中国和人民来说，都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领袖，人民解放军和新中国的缔造者，是始终深受人民爱戴的好主席，他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带领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让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

人民群众想纪念毛主席的贡献，彰显他的伟大，但毛主席一向主张简朴节约，避免耗费民力和财力，因此大兴土木显然是不合适的。

经过中央领导的商议，决定在天安门城楼上悬挂毛主席的画像，这样既避免了铺张，又能反映人民群众的诉求。

接到这一光荣任务的，是美术专家周令钊。

其实周令钊并非油画出身，不算专业对口，而且他当时只有三十岁，相比于那些老前辈，他在年龄方面稍显底蕴不足。

但是周令钊早在1949年4月的国共会谈上，有过出色的表现。他以七大会议上悬挂的那张毛主席照片为蓝本，画出了第一张毛主席像。

这张画像的背景是象征着革命的红色，画像上的毛主席头戴八角帽，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显得和蔼可亲的同时，彰显出主席的自信。

周令钊的“首秀”大放异彩，他画的毛主席像受到了各界的广泛赞誉，都说他画得好。

正因为如此，中央领导在选定开国大典毛主席像绘制人时，第一时间想到了周令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