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收到李克农发回的电报后，立刻开会研究，最终决定让周恩来再与李克农前往延安与张学良会谈。

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它促成了红军与东北军的实质性联合，张学良直言不讳地说：“抗日民族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该包括在内……”

周恩来则冷静地进行分析，认为如果能够把蒋介石争取过来对抗战是有好处的，但是也说明了争取蒋介石抗日的困难。

张学良则表示：“你们在外边逼，我们在里边劝，争取蒋介石联共抗日就一定能成功。”

周恩来听完后，认为张学良说得有道理，双方经过坦诚交谈，彼此的想法都比较接近，最终周恩来与张学良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的联合问题，确定了一致抗日，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等具体行动。

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在红军与东北军达成全面合作的时候，高福源充当秘密信使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央对他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此后高福源受中共指派，继续在东北军中做联络工作。

在张学良、杨虎城等将领与中共中央携手抗日的西北大联合局面初步形成后，张学良、杨虎城同蒋介石的政见分歧日益尖锐，矛盾日趋激化。

在“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命令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军悉数调往北方，用来“剿共”，并准备将“剿匪不力”的张学良及其东北军调离。

面对蒋介石调兵遣将“进剿”红军的严重态势，高福源等中共党员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兵运。

1936年8月29日，高福源得知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东北大学学生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宋黎等人，立刻报告给张学良，张学良立刻下令卫队包围和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声称为“逆部”所为，电请蒋介石亲往镇压。

与此同时，张学良与王以哲、高福源等亲信将领密商，做好两手准备，如果蒋介石同意抗日，则联共北上抗日；如果蒋介石不同意抗日而坚决执行“剿共”，则实行“兵谏”逼蒋抗日。

10月22日，蒋介石飞抵西安，面对张学良的抗日请求，蒋介石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到蒋介石的拒绝，两个大吵一架后，蒋介石飞抵洛阳，并调集中央军向西北集结待命。

为争取蒋介石联共抗日，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并再次提出联共抗日的主张，再遭蒋介石的拒绝，并表示，如果东北军不能“剿共”，就立刻将其部队调离。

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又遭蒋介石的拒绝，到12月2日，张学良再次飞抵洛阳，要求释放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抗日救国会“七君子”，也被蒋介石拒绝，张学良最终确认蒋介石绝无抗日意向。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并调来30万中央军嫡系部队，部署对陕甘苏区的“围剿”，以此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

张学良、杨虎城再次劝谏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合作抗日，再次遭到蒋介石的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