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赵一曼牺牲时，儿子陈掖贤已经七岁了，然而这位懵懂之中的孩子却对自己母亲的死讯知之甚少，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母亲是谁，是干什么的，长什么样。

因为当初赵一曼与陈达邦分开时，两人大吵一架并从此决裂，陈达邦后来便重新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因此，陈掖贤自出生没多久，便被寄养在自己的伯父陈岳云家中。打小缺失的母爱与父爱，极大地影响了这个娃娃心智的健全。他的内心始终有一大块是缺失的，并在慢慢长大时，感觉到了一种被区别对待与寄人篱下的孤独感。

渡江战役之后，湖北解放，陈掖贤的姑姑陈琮英（任弼时同志爱人）第一时间找到陈掖贤时，他已经成长为一个桀骜不驯但性格极其内向的大小伙。

据说当年负责处死赵一曼的那位日军军官极重信义，后来真的将赵一曼给陈掖贤留下的那张纸条想方设法转交给了我党。

1949年，这张纸条也被陈琮英一起带来，交给了陈掖贤。

纸条用极其仓促又充满死一样窒息气氛的笔法这样写道：

“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在姑姑又给陈掖贤讲述了母亲赵一曼为了民族英勇奋斗的整个历程后，陈掖贤竟找来了蓝墨水用针挑着在右手胳膊上刺下了“赵一曼”三个大字。

他虽内向，亦显偏执，但他对母亲的崇拜与爱戴，是任何人，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

因为母亲赵一曼的缘故，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又特别优恤烈士遗孤，陈掖贤在组织的亲自关怀之下被送到了中国人民大学读书。

1955年，陈掖贤从人民大学毕业，并被分配到了北京工业学院任教。

当时我党考虑赵一曼同志对我党的贡献特别巨大，加之陈掖贤特殊的成长环境实在不易，中央又特意给陈掖贤拨了一笔关于其母亲不菲的抚恤金。

然而，这时候的陈掖贤的骨子里却因为母亲对其影响的缘故似有偏激，他固执地认为母亲为了民族大义而奋斗牺牲，是无比光荣伟大的，是任何东西也无法替代的。因此，他坚定地拒绝了领这笔我党出于关怀的抚恤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