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面是思想上的十足狂热与激进，另一面却是在理财上捉襟见肘，在自我生活料理方面更是窘况百出。

不幸的童年与压抑的成长环境让陈掖贤的性格里充满了自卑、偏执与放荡不羁。

他既不善与人交流，也不善于照顾自己，缺少亲情温润的他更是养成了放任自流的习惯，不仅生活上得过且过，在理财上更是寅吃牟粮，毫无计划。

参加工作后没多久，陈掖贤便与自己的学生张友莲坠入爱河，并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很快又生了两个活泼可爱的女儿。

那时候组织上给陈掖贤的工资是每月69月。在那个2块钱足够一个成年人一周口粮支出的年代，这笔收入已经不菲，乃至走到了大多数国人的前面。

按照正常开支来说，即使一家四口一个月40元左右的开支，也还可以有29元左右的富余可以改善生活。然而陈掖贤的生活状态却是每到月底都要借款度日。

他极不善于理财，又大男子主义不愿意把工资交给妻子，更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劝说，一贯就是发了工资月初大手大脚猛吃海喝，月底前一周一家四口无米下炊只能靠小额借贷度日。

后来，他的妻子张友莲参加了工作之后，两人的工资加起来已经达到了一百多元，然而仍旧丝毫没有改变陈掖贤家每到月底经济捉襟见肘孩子嗷嗷待哺的状况。

陈掖贤的许多同事回忆，那时候每到月底总能听到他们家传来夫妻二人的打骂声与娃娃的哭闹声，显然是妻子张友莲劝诫丈夫节制花钱而不得大打出手。

1960年，压抑的生活环境与彼此的隔阂终于促使得张友莲向陈掖贤提出了离婚。离婚时，张友莲几乎已经被生活逼得精神抑郁，经常自言自语。

1956年，陈掖贤所在的北京工业学校被改建成了第六机床厂，袁宝珊曾与陈掖贤同在一个单位工作到了1981年，她是最了解陈掖贤状况的人之一。

据袁宝珊回忆，陈掖贤与张友莲结婚之初，组织上对其可谓是特别照顾，大多数人的单位房都是背阴在四到五层的，只有极少数的干部为了工作需要被安排在了一层。陈掖贤当时是极其罕见地分配到了一层的非干部人员，并且他的房子还是向阳的。

提起陈掖贤的经济问题，袁宝珊也是抓耳挠腮苦恼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