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陈掖贤与张友莲已经离了婚，孩子都送到了亲戚那里。袁宝珊与陈掖贤当年同时被派到楼梓庄公社劳动锻炼。这段时间又苦又累还没有吃的，因为是邻居，所以袁宝珊对这位不善于照顾自己的老哥哥尤为关心，两人也因此结下了比常人深厚的友谊。

劳动锻炼回来之后，组织上鉴于陈掖贤在劳动锻炼期间能吃苦耐劳的表现，又把他的工资涨到了77元每个月，但是陈掖贤在每个月给女儿寄去二十多块钱之后，近六十块钱傍身的他竟是不够用，依旧是每到月底就没钱吃饭了。

有一次月底，学校领导看陈掖贤几天都没有去上班十分着急，便特意赶去他家里看他，这才发现陈掖贤躺在床上饿得奄奄一息，只能赶紧把他送到医院。

后来组织上鉴于陈掖贤的特殊情况，又找到袁宝珊商量，组织上把工资先交给袁宝珊，由她代为分配陈的支出，由学校监督，此事原本也得到了三方的一致协商通过。

刚开始的时候，袁宝珊把陈的工资每月分为六份，第一份先给他的孩子。第二份则是还清他每月的借款并备足一个月的粮票。剩下的四份，每周给一份作为他的零花钱。

刚开始还行，可没多久陈掖贤便管不住消费的冲动，屡次就提前支配零花钱而和袁宝珊争吵。

袁不给，他就又有了新点子，先找私人借贷，到了下次月初再按照约定还回去。如此一来二去，恶性循环，根本治标不治本，组织上为此十分苦恼，代为管钱的计划只能破产。

袁宝珊有一次忍不住问陈掖贤：“陈掖贤同志，咱不说过去的事，你能和我说说你上个月花的钱都哪里去了么？”

陈掖贤则不以为然地首次吐露了自己花费项目。某次路过金鱼胡同和平宾馆，发现那里酒香萦绕，一看有议价的西凤酒，一两才2.7元，遂买了二两回家。

光二两酒便买了5.40元，快一个成年人二十多天的口粮花费，这怎么得了！

要知道，那个年代“议价”商品都是资本家才消费得起的东西，不是一般的贵。陈掖贤难道真的不考虑自己的消费能力问题的吗？这个问题在当时所有人心中都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