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建立商行的时候，因为秦邦礼化名叫“杨廉安”，所以起了“联合”作为字号。“联合”二字用秦邦礼的家乡话来说，就刚好是“廉安”二字的谐音。

后来香港沦陷，秦邦礼接受组织的安排去了延安，只留了少部分人在香港打理商号，而他自己在延安党校担任教职。

未几，秦邦礼又以华侨的身份作为掩护，在两广等地区开办了多家百货公司，借以掩护地下党“北上”。

四十年代中期，秦邦礼在国内的生意涉及的种类繁多，有经营粮油的商店，还有经营医疗设备与药品的公司，同时还在桂林开办了纱厂与盐行。

抗日战争时期，秦邦礼手下的这些商行和百货公司就是地下交通站；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联合行”又要承担起解放区战后重建的经济支撑工作。

后来“联合行”的生意越做越大，还涉及对外贸易，就不光只负责替组织上筹集经费、提供交通掩护的事了。还要负责把海外的捐款进行“汇兑”，再输送到国内。

到了1947年，因为“联合行”的影响力日益扩大，秦邦礼和组织上一商量，觉得再用原来的名字就不好了，于是他们准备给“联合行”换个名字。

前面我们说了，“联合行”的“联合”二字，其实是杨廉安这个化名的谐音，所以后来经过大家商议，秦邦礼就把字号改成了“华润”。

取华夏名字的字号，与我们敬爱的毛主席的字号，二者合一，于是“华润集团”正式诞生。“华润集团”成立以后，秦邦礼等人给公司弄到了几艘大商船。

三大战役的时候，每打胜一场，“华润”就把商船开到一个地方。具体做什么呢？为我们城市与农城的战后重建提供支撑。

解放东北的时候，当地农民黄豆大丰收，却没有销路。“华润”就开大船过去，通过解放军大量收购农业的黄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