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从“两个估计”出发，进一步对教育系统做了调整，让知识分子下放到工农中接受再教育，大多数高等院校交由地方领导控制。

而且大学的学制不但进行了缩短，日常活动也变成了以工农兵改造大学、管理大学为主，大学的科教职能被极限压缩，“工宣队”在学校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那段动荡的岁月，不但很多知识分子倍受压抑，就连科学文化知识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污名化。以至于在一段时间之内，“读书无用论”大行其道，学生们不以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荣，反而攀比考零分、不上课、批老师。

这种混乱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77年，才出现转机。

“把报告追回来”

1977年8月4日，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公，在北京饭店亲自主持召开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

在这场会议上，他与30多位科学和教育工作者、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一起讨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问题。

在会议开始的第一天，老人家听取了与会人员的意见之后提出；对那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

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地把他们招回来，让他们中有资格和能力的人上大学或当研究生。

老人的这个提议，虽然得到了与会人员的广泛赞同，可摆在面前的却有一个棘手的问题：这类人的名额怎么算？是不是纳入高考人数名额？

对此，老人豪迈地一挥手，说：“不要定什么名额，这样的人才，有多少我们就选多少！”

1977年8月6日，座谈会开始讨论高校招生一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