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国际环境而言，周边事件层出不穷，中国和印度的边界纷争升级；而在东南沿海，蒋介石政权则趁大陆经济衰退，筹划从台湾反攻大陆，60万解放军不得不因此备战集结。毛泽东判断，这是“帝反修”的联合进攻。

一向谨慎思考，甚至在工作中不苟言笑、冷静理性的王稼祥，便是在1962年共和国的内外交困中，将自己推向了风暴眼。

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

这已不是王稼祥第一次在危急关头表态。作为党内资深领导人，王稼祥25岁便出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1935年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出了最关键的一票，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1962年，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再一次面临担当与抉择。

1958年的王稼祥，心中已不能平静。妻子朱仲丽发现，他经常一个人长时间地深思，夜里也久久不能入睡。

有时坐下来匆匆写些什么，有时又搁笔凝视窗外，或是在房间里不安地踱来踱去。曾担任过驻苏大使的王稼祥，提醒人们苏联公社垮台已有前车之鉴。

而此时，人民公社未经试点，就在全国的穷乡僻壤一瞬间都建立起来了；党的领导同志已开始担心粮食吃不完怎么办，而且已经开始同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讨论这个问题了。

得知王稼祥对“大跃进”有意见，毛泽东说：“两百多名中央委员，就是王稼祥一个人反对呀？”

1962年，王稼祥的忧虑变成了现实，国内外局势都出现了罕见的严重局面。据中联部副部长王力回忆，“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期间，稼祥同志了解到更多的国内困难情况。

他找我到他家里去深谈，我们二人抱头哭了。”王稼祥找刘少奇长谈了一次，随即在内部小范围进行了讨论，但规定不许向外讲，用他的话，是“关起门来谈一谈”。

取得大家同意后，采取给“恩来、小平、陈毅同志”写信的方式，写成了一个作为《党内通讯》的信件。与此同时，王稼祥还建议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