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不是唯一持这种意见之人。日本学者寺地遵，在其名著《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中，也将岳飞等人的兵权被收，视作南宋政权有底气、有能力迫使金人重回谈判桌的前提条件：

“（秦桧）一方面抑制岳飞、刘锜等冒险主义主战派将领的进击行动，一面靠组织、联络家军军团阻止金军侵寇江南，更解散家军，将之重整为皇帝的军队以收兵权，这些充分表现了秦桧强势的政治力与指挥能力。而此全部过程在开战以后一年间即告完成，更显示出秦桧卓越的政治力。宋军一元化后，中央指挥权确立，作战的有机性提高。……秦桧的防御战既有效果，宋军的战力也因军队一元化而加强，结果，金方面不得不放弃战争政策，提出和议。……笔者以为，从前述的关系来看，收兵权可以说是和议——金改变其战争政策——的前提或是契机。”

与寺地遵的看法主要基于“历史意见”不同，吕思勉的论述当中，还掺杂有浓烈的“时代意见”。吕写作此书时，中国正处在内有军阀割据、外有强敌环伺的困境，他对岳飞与秦桧的论述，也颇受了现实环境的刺激。他在《白话本国史》中坦承：

“古人滥得美名，或者枉受恶名，原不同咱们相干，不必要咱们替他平反；然而研究历史，有一件最紧要的事情，便是根据着现代的事情，去推想古代事实的真相（根据着历史上较为明白，近情的事情，去推想糊涂、荒诞的事情的真相）。这么一来，自然见得社会上古今的现象，其中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得了这种原则公例，就好拿来应用，拿来应付现在的事情了。所谓“臧往以知来”。历史的用处，就在这里。倘使承认了历史上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人物，譬如后世只有操、莽，在古代，却有禅让的尧、舜；现在满眼是骄横的军阀，从前偏有公忠体国的韩、岳、张、刘。那就人的性质，无从捉摸；历史上的事实，再无公例可求；历史可以不必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