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外国记者乔治·索凯尔斯基观察到：

“那些在革命前连一个小钱都没有的穷官吏，很快就成了富翁。他们在首都市区建起了漂亮的住宅，用轿车按送子女上学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少生活优裕的官僚嫌南京的娱乐生活死气沉沉，而定期到上海去享受舒适生活。他们在上海的租界里盖了房子，在那儿呆的时间很长——‘周末’常常从星期五持续到下星期二。”

1930年，《大公报》曾刊文尖锐批评国民政府，认为其当务之急是在全国范围内惩治一万名贪污的文武官员。1944年，国民党人赵和亭在国民参政会说道：“山西十几个县里从一月检举，就查出一千多件贪污案子。山西一隅如此，全国各地合计起来还了得！”

为了治理贪腐，国民政府在1931年建立了监察院，但并没有产生多少效果。自建院至1937年，监察院处理的案件，涉及贪官污吏69500人，其中仅1800余人有起诉书；这1800余人中，仅268人被判断有罪；这268人重，仅13人被罢官，41人受轻微处罚。涉事官员往往以调至外地继续任职告终。

即便是蒋介石，也无法运用自己的权威来惩罚贪腐。1944年“美券贪腐案”轰动全国，蒋介石极度震怒，但却对贪腐之源头孔祥熙毫无办法，只能在日记中骂孔祥熙“不能为党国与革命前途着想，而徒为本身毁誉与名位是图”，说孔百般狡辩实在无耻，“彼总想口辩掩饰为事，而不知此事之证据与事实俱在，决难逃避其责任也。余以如此精诚待彼，为其负责补救，而彼仍一意狡赖，可耻之至！”末了，蒋只能指示“速了”此案，“以免夜长梦多，授人口实”。

抗战胜利后，各级政府官员变“接收”为“劫收”，蒋也没有办法解决，只能在日记无奈写道：

“魏德迈来见，告我以中央派往华北人员之如何贪污不法，失却民心，闻之惭惶无地，不知所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