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后，丁盛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镇守西北边陲。征战还在继续，丁盛逐渐显露出他狠辣的一面。1958年，甘肃回民骚乱，54军奉命镇压，这是一场虎入羊群的杀戮。1959年，西藏叛乱，丁盛率54军镇压。丁盛部违抗上级不许毁坏重要的宗教建筑的命令，竟把炮弹从布达拉宫的窗口射了进去。

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丁盛和他的54军面对的是参加过二次大战的正规部队。丁盛亲自指挥了130师击败印军主力第四军，使印军号称参加过二战击败“沙漠之狐”隆美尔军团的荣誉部队威风扫地。此战是中印战争之最关键一战也是最后一战，史称“瓦弄大捷”。直到今日，在印度的军校里。模拟假想敌的番号仍然是“54”。对印战争军事上的胜利是外在的，最重要的是击溃了阿三们一度膨胀的野心和自信心。那次战争印度心理上产生的恐中症延续至今。1964年5月。丁盛被任命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此时此刻的丁盛，想飞的心永远不死。两年后文革爆发，作为林彪的爱将，丁盛深深地卷入了政治旋涡。

1967年7月，丁盛任所谓“兵团住乌鲁木齐八万革命职工自卫反击制止武斗指挥部”总指挥。林彪对丁盛信任有加，黄永胜升任总参谋长后，丁盛在1968年2月被任命为广州军区司令员，他的飞黄腾达开始了。丁盛对林彪也是感激涕零，1969年4月，.九大召开。丁盛当选中央委员。

丁盛对文革中贬逐到广州的老帅和领导如朱德，叶剑英态度冷淡，为自己将来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丁盛在文革中虽和林彪关系亲密，但与其死党不同，丁盛对林彪并不效死忠。70年毛泽东南巡倒林，召见丁盛等人谈话两次，权衡利弊，丁盛立即表示一颗红心，这相当于切断了林彪南逃的退路。

对于丁盛本人在“9·13事件”中的表现和态度，邓颖超的秘书赵炜近年写的回忆录，倒是作了正面的肯定：“这天，钱嘉栋、赵茂峰、纪东和我都在办公室里。下午，我们突然接到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的一个电话。丁司令员在电话中语调十分郑重地说：请转告总理，我们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听周总理的。周总理怎么说我就怎么办，我们已经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去办了”。

而在“9·13事件”之后，当时的中央对于丁盛本人亦是充分信任的（这本身就是对“南逃广州，另立中央”说的否定）。1972年3月，刘兴元调成都军区，丁盛增补为广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随后并接替刘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主任。1973年8月，丁盛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文革中曾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的周纯麟，在他本人的所谓“封笔之作”中提及丁盛这位当年的上司时，称他为“曾经上过林彪贼船的丁盛”，比照史实，这自然是信口雌黄，恶意中伤了。

1973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八大军司令员对调，丁盛与许世友互换位置，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命令宣布后，毛泽东在京召见。与丁盛握手时，毛说：“你到广州不久，把你换换吧”，又说：“你有心脏病，要注意休息”。丁很有点儿感激流涕，顺从地点了点头。

秉承其一贯的作风，丁盛到南京后，将军区军事工作抓得颇紧。到任后不及一月，即根据总参批示精神，制定了军区的《加强战备值班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各级机关均要建立首长值班、作战值班、部门值班、部（分）队值班制度。

1976年3-5月，经军委批准，南京军区共有三个军级机关、四个师部、二十七个团进行了部署调整。5月，军区发出《贯彻中央军委关于加强东南沿海战备工作的指示》，成立军区浙东南前指，统一领导浙东南沿海战备工作。7-8月，军区组织了军、师干部集训，参加集训共二百五十人。

8月8日，在视察完浙东南及舟山地区防务后，丁盛抵达上海稍事休息，住延安饭店。当时到沪治疗皮肤病的军区政委廖汉生，恰好也住此间。丁盛的厄运，也就肇源于这一天晚上。关于这个晚上，人称“徐老三”的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后于1980年12月“两案”审判时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所作“证词”如是说：“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借着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的机会，向张春桥当面汇报了几个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份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以后，和马天水、我、王秀珍的密谈情况。我对张春桥讲，丁盛说六十军靠不住，这个军他指挥不动，现在这个军的位置正好在南京、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很大，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向张春桥汇报说，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了枪支，在我汇报的时候，张春桥听得很仔细，还问了六十军领导人的情况。

谈话结束时，张春桥叮嘱说，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代表官方观点的《南京军区大事记》则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主席病重期间，江青反革命集团加快了阴谋夺权的步伐。八月八日晚，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同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上海延安饭店密谈。他们谈了在毛泽东逝世后可能打内战，并分析了驻上海附近部队的情况。“这次密谈后，‘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加快了准备武装叛乱的步伐。八月十日，马天水下令催发民兵武器，突击发了各种枪七万余支，火炮三百门，弹药一千多万发。九月二十一日，徐景贤向张春桥密报了丁盛的主意和他们有所准备的情况。十月八日，‘四人帮’的上海余党获悉‘四人帮’被拘禁，即决定发动武装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