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夏，李大钊写成《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后分两部分发表于《新青年》杂志第6卷第5号、第6号上。他在这篇长文中用相当一部分篇幅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还摘译了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等论著中阐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相关段落，并在此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要领”归结为两点：一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二是“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否则，就会出现“社会革命”，以建立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组织，但这样的革命不会轻易发生，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在他所活动的社会组织里发展到无可再容的程度”的时候，才会发生。

1920年7月，李大钊被聘为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和史学系教授。从当年10月份起，李大钊即为政治学系学生开设“唯物史观研究”课程，此后只要在校时便每年为史学、政治两系学生讲授。通过在北京大学开设的课程以及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兼课和在武汉、上海、成都等地高校的讲学活动，李大钊从大学学术建制层面，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熟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高等专门人才，其中接受过李大钊授课的部分学生，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骨干成员，如邓中夏、高君宇、刘仁静、黄日葵、王复生、罗章龙、范鸿劼、何孟雄、缪伯英等。参加中共一大的12名正式代表中，有2人是李大钊的学生（张国焘、刘仁静）。上述讲义中的文章，后来大都公开发表在报刊杂志上，从而越出校园，发生全国性影响。

李大钊还领导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多个社会团体，推动开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活动。正是在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家的艰辛努力下，一大批先进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密切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实际的探索者

李大钊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是仅停留在理论探讨，即一般学术和伦理道德问题的研究上，而是更进一步，将之运用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上，用于探索中国发展道路上。

李大钊指出，近代以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压迫，中国不仅丧失了政治独立，而且也丧失了海关、铁路、通商口岸等的掌控权，经济权力“都归了人家的掌握”。相较而言，西方国家的人民只受其本国资本家的剥削压迫，而中国则要受多个列强的共同宰割，中国经济的变动也是由于外力压迫而产生的，因此“中国人所受的苦痛更多，牺牲更大”。中华民族要从根本上摆脱这种受全世界资产阶级压迫、所受痛苦所做牺牲远超各国无产阶级的悲惨状况，就必须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迅速发展中国实业，摆脱世界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