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觉性”，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反复强调并积极践行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围绕盲目性的主要表现及危害、产生原因及实质以及如何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觉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形成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认识。这些思想认识和实践探索，对我们今天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仍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盲目性的主要表现及危害

什么是盲目性？就是在看不清、看不全或看不见、看不到的情况下还要做决定，还要迈开脚往前走，其结果就是容易跌跤、碰撞。比如，如果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上认识不清，“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那么作为群众向导的革命党就会因“领错了路”而致使革命失败。

盲目性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大的来说，有路线上的，思想上的，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具体来说，比如有干部问题上的只见自己不见他人，计划中的只见人不见物、只见物不见人、只见一域不见全局，建设上的只见眼前不见长远，等等。有主观上的盲目性，如用错误的思想作为指导，机械地照搬照抄，教条主义等；有不自觉的盲目性，如无意识，客观环境造成的认识不全面等。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探索过程中，这种盲目性在不同时期不同范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一是在思想上，主要表现为思想不正确或思想认识不到位、不觉悟。这一问题比较集中地体现在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过程中。党成立时，摆在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一个落后的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探索出一条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道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曾经一度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中国革命遭受到严重挫折。这正是由于思想认识不到位、不觉悟，有了盲目性，才导致的。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在深刻总结革命斗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在 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为此，中央政治局于 1941年至 1943年间，几次进行了关于党的历史的讨论；随后又在 1943年至 1944年间，领导全党高级干部进行同样的讨论，大大地推动了党内思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统一。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 9月，毛泽东在谈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曾犯过几次路线错误时指出，“错误路线在一个时候能够风行，就证明我们那个时候还不觉悟，一直要到错误路线发展得非常显明、非常清楚了，我们才弄明白，才作出结论来”，“主要是个思想问题，是不认识、不觉悟的问题”。

思想上的盲目性是危害最大的。正如人在建筑房屋之前头脑中就有了房屋的图样一样，“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如果图样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就会一塌糊涂，“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

二是在组织上，主要表现为在干部关系问题上认识不清、处理不当。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召开期间的口头政治报告、结论等讲话中反复讲到。他指出，在这个问题上，“过去我们有盲目性，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情”。比如，关于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其实质就是一个同农民的关系问题”，是“带历史性质、普遍性质的问题”，“为什么是历史的问题呢？同志们想一想，内战时期苏区为什么垮台，路线问题当然是一个原因，但与这个问题也有关系的，就是对于当地人民总是不信任，外来人非常相信自己，因此使苏区垮台了”。毛泽东还提到，他初到陕北时对这一问题有所忽视，有的同志仗着自己走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逞英雄，瞧不起当地人，后来还出现了“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的传言。这都是对干部关系认识不清、处理不当造成的。针对这种认识，毛泽东尖锐指出，“走了二万五千里，变成了一个包袱，增加了他的负担，变成了一个驼子”，要丢掉这种“不自觉的盲目性”，“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尊重那个地方的人民，那个地方的军队，那个地方的政府，跟他们搞好关系。这是共产党员的义务”。

正是鉴于我们党曾在这个问题上吃过很大的亏，所以，毛泽东强调，要“承认各个部分都是一样的光荣，对于各个部分都要加以照顾，不要有一点态度不好，欺负任何一个部分，看轻任何一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