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刘子久《关于学习问题给淮北区党委的信》。其编者按写道：“刘子久同志在他的信里，代表广大党内党外群众说出了心里想说的话，而他指摘的弊病，作为现象的一种，或一个侧面，在我们党里，在各个抗日根据地里，几乎是普遍存在的。在几年的整风运动中，这些弊病是在逐渐被克服中。但是还没有普遍的完全的被克服。有些地方，有些工作部门，整风还未深入，这些弊病，依然存在，自夸自满、自高自大、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风气，并没有很好的受到批判；认真关心群众利益，认真发扬党内外的民主，认真向广大群众中与各个阶层中的模范人物学习，发扬这些模范人物的事迹，当作推动全盘工作的范例，这种作风，还没有完全普及；而要普及它，还须作很大努力。不久以前，我们曾发表苏联作家的剧本《前线》与郭沫若先生的历史论文《甲申三百年祭》，并印成小册，发给同志们阅读，目的都是帮助同志们整风，使我们党内的不良作风早日得到清除，正确作风早日得到普及。现在又将刘子久同志的信发表，并将印成小册广送同志阅读，同样是为着这个目的。”

还有一件事也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善于小中见大、高屋建瓴的政治智慧。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观看了师生自编自演的平剧《逼上梁山》，当晚即给编剧和导演杨绍萱、齐燕铭写信，称赞他们的戏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他深刻地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毛泽东的信不仅鼓舞了中央党校的戏剧爱好者再接再厉，而且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戏剧革命乃至促使整个文学艺术界的思想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直至今天，这封信所主张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艺观仍然有其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