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朱德从组织、纪律建设着手，在政治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带出了一支听党指挥、作风优良的部队。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在与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合作的过程中，朱德作为处境艰难、力量弱小的一方，面对范部给予的优厚补给，始终坚持部队建制不变、组织独立、政治自主、军事自由的前提，保持部队忠诚于党的底色，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光辉典范。

游击战术的引领者

扭转了部队在理想信念、政治组织上的颓势后，如何在新形势下变革作战方式，建设一支以弱克强、无往不胜的英雄之师，成为朱德面临的又一大考验。

起义军余部的将士，不少毕业于黄埔军校，多数来自原叶挺独立团，而且参加过北伐战争。他们在北伐时期，打的是正规战，取得过不朽的战绩，习惯于正规战战术。但是，大革命失败后，起义军在正规战中接连失败，教训惨烈。在当时敌强我弱、转向山区、落脚山区的形势下，革命的直接任务已经发生变化，已经不是攻打大城市，而是如何求存自强，以弱抗强，积蓄力量，以待将来。这就需要一种适应新变化、新形势的战术。因此，如果再不变革作战方式，南昌起义的这点革命火种就有被消灭的危险。

在赣南山区的转移过程中，朱德审时度势，向部队阐述了继续革命的方法，明确提出今后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形式是“农民的游击战争”，要利用军阀混战的间隙，来发展自己。11月上旬，他率部到达上堡，在整顿纪律的同时，开始进行军事训练。他亲自给部队上课，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天天上；并从理念上提出新战术，即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从打硬仗转变为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由此引导部队开始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为适应新的战术，他还将战斗队形由过去的一线式改为“人”字式。

部队经过新战术的初步洗礼后，在附近山区的剿匪战斗中取得了胜利，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杨至成后来回忆说：“我们按照朱德同志的指示，以上堡、文英、古亭等山区村镇为中心，开展了游击战争。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开来，向群众作宣传，帮助群众劳动，收缴地主和土匪的武装，组织群众分粮，分财物。这里的群众多少年来深受地主、土匪的压迫，又有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影响，一经发动，便轰轰烈烈起来了。”朱德在战术上的革新和部署，使部队从实践中逐渐懂得了还可以上山打游击，觉得上山有出路；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的方向，不再采取过去攻占大城市的办法。方向的正确，使得革命火种得到继续保存，而且还得到发展。

12月19日，朱德率部转移到韶关西北的犁铺头，进行休整和练兵，提升部队的作战技能和经验，强化部队对游击战的理解和运用。为了练好兵，他根据自己掌握的军事理论和实践经验，亲自编写出步兵操典和阵中勤务两类教材。他规定将旧式疏开队形改为梯次配备的疏开队形，构建阵前纵深的交叉火力网，以便更好地杀伤敌人，减少自身在密集队伍中的损伤，为以少胜多创造条件。在当时如此艰难的条件下，朱德能写出两类教材，从容不迫地锻造这支部队的战术，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没有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没有积极乐观的革命精神，是绝对做不到的。为了便于部队进一步理解游击战的精髓，朱德还提出了“28字诀”作战原则，即强敌进攻莫硬打，抓敌弱点我猛攻，孤敌疲敌我围歼，常遣精兵骚扰敌。此外，他还以教导队为试点进行训练。在训练中，他把全队分为两个连进行对抗演习，经常到现场亲自指挥、亲自讲解、亲自示范，反复强调士兵要熟练操作手中的武器，做到不靠近敌人不开枪，打不中不开枪。朱德明确提醒部队，“我们人少枪少，不能和敌人硬拼，我们要瞅敌人的弱点。我们要注意避实击虚的游击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