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一眼就看穿其中的周密算计。他说，这是一种巧妙的“排挤”，“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派我担任人民委员会工作，对于李德、博古同志说来，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

从莫斯科回国，张闻天怀揣的是莫斯科的经，自然对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理论和实践不甚理解和支持。到了中央苏区后，他对毛泽东的重新认识，则是来自于共同工作中的真实体会。

他分管政府工作时，对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的经验十分欣赏，并有意推广这些经验。当时，张闻天主编中央机关刊物《斗争》，毛泽东的两篇农村调查报告：《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和《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首先在《斗争》分六期连载。

他效法毛泽东召集区负责人开调查会，共同商讨基层苏维埃工作。1933年，毛泽东在长冈乡和才溪乡农村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乡苏维埃怎样工作》。张闻天也在区苏维埃工作调查会的基础上，完成《区苏维埃怎样工作》。

1934年4月，两本小册子合编成《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署名毛泽东、张闻天合著。书出版后，吴亮平对张闻天说，这本书很有用。张闻天笑着说：“我这是效法毛泽东同志的办法啊！”

张闻天但凡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都要让毛泽东参加与指导。8月1日，敌机轰炸瑞金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分别迁至云石山和梅坑。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住处也搬到云石山古寺，他们同居一间堂屋内，自然又多了接触交流的机会，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