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1日，是周恩来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元旦，他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

这一天，解放军305医院的一张病床上，周恩来静静地躺在上面，双眼紧闭，显然已经陷入昏迷，秘书赵炜在病床前静静地等待着总理醒来，周围静悄悄的，什么声音都没有。

仿佛世界在这一刻静止了，但不管是病床前的赵炜还是病房外的邓颖超以及许许多多的人的心中，并不平静。

周恩来的病可追溯到1972年，这一年的5月12日，保健医生张佐良像往常一样从周恩来的卫生间取走了一个尿检小玻璃瓶，这是每周一次的大小便检查，为的是检查总理的身体情况。

这一次的尿检与往常并不一样，因为显微镜下发现了4个红血球。一次检查其实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但毕竟是总理，他的健康关系重大，张佐良不敢有一丝一毫的侥幸。

他立即将这件事告诉了邓颖超，想要准备为周恩来做第二次的检查，为了让周恩来配合检查，他们想了好几个理由。

到了5月14日，周恩来配合取样，张佐良将尿检小玻璃瓶送到了北京医院病理科进行检查。

5月15日，检查结果出来，张佐良眼前一黑，因为显微镜下出现了8个红血球，报告单上还有九个大字：膀胱移形上皮细胞癌。

谁也不愿意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周恩来的身上，于是北京医院病理科联合北京各大医院病理科的专家以及教授共同会诊，但结果并没有改变。

或许真的是事情太大以至于人们对自己的技术产生了怀疑。吴阶平又派专家携带着资料到天津和上海两地找专家进行会诊。

为了确保会诊的准确性，吴阶平要求不能透露患者是周恩来这个事实，但这样背对背会诊的结果，依旧没有改变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