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没有想过,中国为何一直叫“中国”
17世纪末叶清朝与俄罗斯建立条约关系还是个别事例,此后清政府仍在“华夷秩序”框架内处理外务,如乾隆皇帝(1711—1799)八十大寿时,与英王乔治三世(1738—1820)的往还信函中,英王国书恭称“向中国最高君主乾隆致意”,多次称清方为“中国”,而乾隆皇帝复乔治三世书从未称己国为“中国”,通篇自命“天朝”。此种情形一直延及嘉庆皇帝(1760—1820)与英王乔治三世的来往文件中。
可见,直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朝野只有内华外夷的“天下”观、“天朝”观,没有权利平等的国家观、国际观。
至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列强打开清朝封闭的国门,古典的“华夷秩序”被近代的“世界国家秩序”所取代,“中国”愈益普遍地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名使用,其“居四夷之中”的含义逐渐淡化。
汉文“中国”正式写进外交文书,首见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四日(1842年8月29日)签署的中英《江宁条约》(通称《南京条约》),该条约既有“大清”与“大英”的对称,又有“中国”与“英国”的对称,并多次出现“中国官方”“中国商人”的提法。此后清朝多以“中国”名义与外国签订条约,如中美《望厦条约》以“中国”对应“合众国”,以“中国民人”对应“合众国民人”。
近代中国面临东西列强侵略的威胁,经济及社会生活又日益纳入世界统一市场,那种在封闭环境中形成的虚骄的“中国者,天下之中”观念已日显其弊。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意识应运而生,以争取平等的国家关系和公正的国际秩序。
而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拥有一个恰当的国名至关重要,“中国”作为流传久远、妇孺尽知的简练称号,被朝野所袭用。梁启超、汪康年(1860—1911)等力主扬弃中国为“天下之中”的妄见,但认为“中国”这个自古相沿的名称可以继续使用,以遵从传统习惯,激发国民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