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梁启超论及中国积弱“发源于理想之误者”有三，其二为“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也。吾中国有最可怪者一事，则以数百兆人立国于世界者数千年，而至今无一国名也。夫曰支那也，曰震旦也，曰钗拿也，是他族之人所以称我者，而非吾国民自命之名也。曰唐虞夏商周也，曰秦汉魏晋也，曰宋齐梁陈隋唐也，曰宋元明清也，皆朝名也，而非国名也。盖数千年来，不闻有国家，但闻有朝廷。”

同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再次痛议：

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

与无国名相联系，还有无国旗、无国歌等尴尬情形，至近代方逐渐得以改变，“中国”作为国名开始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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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之“中国”

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概念，是在与近代欧洲国家建立条约关系时出现的。

欧洲自17世纪开始形成“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并以其为单位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1648年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法兰西波旁王朝、瑞典等国在今德国的威斯特伐利亚举行会议，签订《威斯特法利亚和约》，承认诸国领土、主权及国家独立。此为民族国家得以确认的开端，被誉为“影响世界的100件大事”之一。

远处东亚的清朝对发生在欧洲的重大事变全无所知，却因与全然不同于周边藩属的西方民族国家（如俄罗斯）打交道，须以一正式国名与之相对应，“中国”便为首选。这种国际关系最先发生在清俄之间。

彼得一世（1672—1725）时的俄国遣哥萨克铁骑东扩，在黑龙江上游与康熙皇帝（1654—1722）时的清朝军队遭遇，争战后双方于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俄方称《浧尔琴斯克条约》），条约开首以满文书写清朝使臣职衔，译成汉文是：“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与后文的“斡罗斯（即俄罗斯）御前大臣戈洛文”相对应，康熙朝敕修《平定罗刹方略界碑文》，言及边界，有“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鄂罗斯”等语，“中国”是与“鄂罗斯”（俄罗斯）对应的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