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言淡化“中国”的地理中心义，强化其文化中心义，将“中国”释为“中道”，凡不符合中道者即非中国，志刚云：“英吉利富强已极，颇有持盈之虑”，“法郎西夸诈相尚，政以贿成”，皆不合中道，故不为中国所尊敬。

2.文明中心多元论、文明中心转移论

在“中国者，天下之中”观念笼罩的时代，也有人以理性态度为自国作世界定位。

自周秦之际，华夏文明向东、西、南、北方向拓展，出现新的文明兴盛区，固有的文明区有的退化，这使清醒的先贤意识到“中国”并非凝固不变的，中原并非永远先进，如明清之际哲人顾炎武（1613—1682）指出：“历九州之风俗，考前代之史书，中国之不如外国者有之矣！”

这里将“中国”与“外国”对称，而且“外国”（指周边夷狄）有超过中国的地方。

与顾氏同时期的王夫之（1619—1692）认识到文明中心是可以转移的，他在《读通鉴论》《思问录》等著作中，对“中国”与“夷狄”之间文野地位的更替作过论述，用唐以来先进的中原渐趋衰落，蛮荒的南方迎头赶上的事实，证明华夷可以易位，“中国”地位的取得与保有，并非天造地设，而是依文化不断流变而有所迁衍。

王夫之还指出，中国不是从一开头便十分文明，中国也并非唯一的文明中心，他有一种富于想象力的推测：天地之气，衰旺彼此迭相易也。太昊以前，中国之人若麇聚鸟集。非必日照月临之下而皆然也，必有一方如唐、虞、三代之中国也。

认为上古时“中国”之人如同禽兽聚集，而在日月共照之下的某些地方也可能如同三代中国那样拥有文明，这是理性的中国观和多元的人类文明生成观。